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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故事中的经济学 中外文学作品中都不乏好心办坏事的寓言。《克雷洛夫寓言》中有一则“隐士和熊”的寓言，说的是一位隐士与一只熊交了朋友，熊对隐士关爱有加。一次隐士睡觉时，有苍蝇落在脸上。熊赶不走苍蝇，于是就用石头去砸隐士脸上的苍蝇。不用说，苍蝇跑了，隐士死了。 克雷洛夫生活在18-19世纪，与他同时代的清代文学家乐均在其笔记小说《耳食录》中也讲了一个类似的寓言。说的是有个人很讨厌苍蝇，整天用木棒追打。一天苍蝇落在父亲头上，他勃然大怒，抢起木棒就打。结果，苍蝇跑了，父亲死了。 这两个寓言都讽刺了那些动机善良但却办了坏事的人。他们的悲剧在于，出发点绝对正确，但做事的结果却极其坏。可惜这种人现在仍然是“遍地英雄下夕烟”。 现在有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与农民关系紧张。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个别基层干部腐败、农民负担过重、干部工作态度粗暴等。但其中一个原因则是出于使农民脱贫致富的良好动机而干了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例如，让农民种某种作物，农民不愿意种就强迫，甚至动员警察去毁坏农民已种好的其他作物，结果这种作物供大于求，卖不出去，损失由农民承担。再如，集资修建公路等基础设施，说起来“要致富先修路”，动机不坏，但负担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所修的路又是太超前，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成了修路致贫。还有的地方集资办厂，或者向老百姓收钱，或者向银行贷款，但却既不了解市场又没有技术，成功者极少。老百姓的钱浪费了，地方政府还负债累累。 这些事大多发生在基层，所影响的还是一村、一乡，顶多一县。但还有些动机更好、官更大的好人，所做的“好事”恶果就严重了。不少中等城市投巨资十几亿以上修建机场，结果效益极差。这种情况已被点名的就有珠海、福州和阜阳。主持这三项工程的领导人中，除当年任阜阳书记后任安徽省副的王怀忠因贪污罪不是修机场投资决策失误被处死刑外，其他人还都被提拔或善始善终了。还有的人以“搞好国有企业”为名，今天逼国企迅速扩张，明天又逼国企“强强联合”，搞来搞去，把本来还有希望的国企都给搞死了。这都和熊打死隐士，儿子打死老子一样，谁能怀疑熊和儿子的良好动机? 仅有良好的动机而没有良好的结果也会让人怀疑他们的动机。那些打着“为民致富”旗号的人是否有创造自己的业绩，为晋升创造条件的个人动机?投资失误是否也有个别人像王怀忠那样自己捞一把呢?世界上毕竟很少有熊那么笨的人。在崇高的目的背后也未尝不夹带一点个人的“私货”。棒打父亲的儿子更多就出于自己对苍蝇的恨，“解心头之恨”就是一种个人动机。 动机这东西有点说不清，杀死许多老人的英国魔鬼医生还说自己的动机是帮这些有病的老人脱离尘世苦海呢!但无论如何，这世界上做坏事的并不全是动机歹毒的坏人。哈耶克把坏事分为坏人做的坏事和好人做的坏事。他的结论是好人做坏事比坏人做坏事可怕得多。而且，世界上最坏的事都是好人做的，而不是坏人做的。 坏人是那些一开始做事时动机就歹毒的人，比如图财害命者。这些人明知道自己做的是坏事，做起来自然胆子不那么大，也放不开，所以也就总是偷偷摸摸，怕被人发现。有时太大的坏事还不敢做，只敢小打小闹。这样，所做坏事的影响也就有限，无非让别人破点财，顶多死个把人。而且，人们对坏人做坏事是保持高度警惕的，总会发现并制止他们的罪恶。总之，坏人做坏事，自己心中有鬼，又有别人监督，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坏事来。 好人就不同了。他们从善良的动机出发，认为自己的动机崇高得很，或者救苍生于水火之中，或者为福一方，所以做起坏事来毫无顾忌，胆子极大。这样的好人又有献身精神，干起活来不要命，甚至把良好的动机作为“核动力”，可以做出极大的坏事。而且别人往往也把他们作为救世主一样的好人，不仅不监督他们，还自觉地帮他们做这些坏事。结果坏事越做越大，其坏影响远远大于坏人所做的坏事。当初发动大跃进者，让我们更快地超英赶美，谁能怀疑其动机不好呢?发动“”的动机也是“反修防修”，不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结果呢?大跃进的恶果是100个坏人做的坏事达不到的，“”则成为一场浩劫，人民当时就受苦受罪了。好人做坏事比坏人做坏事可怕得多啊! 这两个寓言中的好人也是这样。熊如果想害隐士，胆子就没那么大。儿子如果想害老子，还会惧怕法律。正因为他们心底无私，动机善良，才做出了杀人的坏事。如果隐士和老子知道熊和儿子动机不好，大概也会早防一手，而真要那样也就没有这种悲剧了。 看来还是毛泽东他老人家说得对，判断动机好坏的标准是结果。结果不好，难称其动机好。好心的人们，要记住老人家的这句话，做事时先问问会有什么结果。 古今中外有许多寓言都是讽刺守财奴的，法国作家拉封丹就写过以守财奴为嘲讽对象的“攒钱人与猴子”. 有一人爱财如命，满脑子都是金币和银元。他为了保证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