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红头巾”文化精神书写研究.docVIP

第 PAGE 第 PAGE 1 页 共 NUMPAGES 1 页 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征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三水“红头巾”文化精神书写研究 摘要：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以西方现代性规范为导向的现代启蒙主义叙述已难以完成全球化处境下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表述，而区域经验及文化的凸显更使得以往的中国叙述亟须进一步修正与完善。作为20世纪20年代自觉而主动下南洋打工的中国女性，三水“红头巾”增补了20世纪早期中国女性的生存经验及样态，为中国叙述超越“传统——现代”的启蒙主义模式提供了素材。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区域经验，既是超越主流话语权力及知识权力叙述、确立区域文化精神的切入点；同时，区域的经验，也是建构区域文化并使之成为参与国家叙述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区域经验;　国家叙述　;“红头巾”　文化;精神 20世纪80年代，广东三水“红头巾”作为参与国家建设的英雄形象在新加坡国家文化精神层面得以确立。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新加坡电视剧以及主题歌曲的传播流行，“红头巾”开始被引入国内，尤其是随着广东建设文化大省规划的确立，广东三水政府有意将在异域获得殊荣的“红头巾”精神嫁接到本土。然而广东三水在输入和传播这一文化符号的过程中，由于过于依赖“红头巾”异域生活经历，忽视了“红头巾”在本土生存境遇中的连续性、立体性表达及其所代表的区域经验参与民族文化进程建构的可能，以至于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文艺书写，都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关注、取得理想的效果。20世纪20年代下南洋的“红头巾”，彰显了岭南开放的海洋思维，只有从区域经验与国家叙述的角度对其精神给予定位与书写，把其精神真正地融入国家民族生存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才能最终以区域经验参与并建构国家叙述。 一、新加坡“红头巾”精神的确立与建构 三水的“红头巾”是指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对广东三水籍华人妇女的称谓，这些妇女在新加坡主要从事建筑粗工的工作，“红头巾”的称呼源于她们习惯于头裹红头巾。不同于东山《寡妇村里的歌》中《红头巾》的妇女形象，广东三水的“红头巾”一开始就超越了古时对“红头巾”（红盖头）的传统定义，在异域文化背景下获得了个体的生命文化特征。据悉，新加坡三水会馆初设会址在广合源街，后迁至豆腐街，1903年由倡建值理邓寿屏、陆以剑等九人捐赠横匾“万古纲常”。1939年重修之时匾额变成了“三水会馆”。居住在新加坡的三水邑籍人士约有六万之众，多居住在大坡、豆腐街，尤其是豆腐街一度被称为“三水村”。[1]19世纪的华族移民，以男性占绝大多数，女性占很小比例。后来，随着男性移民的增多，女性移民人数也随之增加，至1927年已达58777人。但即便是这个时期，妇女漂洋过海、远适异域的观念，依然不被完全接受。20世纪20年代初期，琼州妇女出洋一度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南洋地区复杂，南来妇女容易受人拐骗、被迫从事不道德的行业，因此不宜出远洋。结合19世纪拐骗少女南来当娼盛极一时，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仍有这种现象，以及新加坡的娼妓主要是广府籍与潮州籍，而三水人聚集的牛车水一带更是妓院林立的事实，顾虑与猜想也就可想而知了。据有关数据统计，1899年新加坡的妓院有298家，其中华人经营的有228家，全岛妓女2106人，华妓占1751人。[2]此时，华人女性在新加坡作为“他者”很容易被刻板地划归到妓女形象，所以即便有如三水“红头巾”这样自食其力的女性，也极少能被当作典型案例给予传播。后来，三水的“红头巾”在历史叙述中只是被当作普通的建筑女工给予介绍：“还有一种建筑女工，她们一般装束奇特，头戴红巾，身穿蓝色或黑色的粗衣裤，足登胶底便鞋，甚至有些是赤脚的。她们多是来自广东的三水县。肩能挑，手脚灵活，不怕艰辛，不辞劳苦，在建筑部门中，担当一份吃力的工作，担水泥，打砖块。”[3]这些女性建筑工正是后来被称为“红头巾”的广东三水女人。后来“红头巾”在新加坡被认可，首先源于国家层面的需要。作为移民国家，为了更大限度地增强各个族群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运作策略以满足其国家意识的建构需求。自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人民独立党政府便锐意建设一个进步、繁荣与和谐的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建构逐渐增强，有意通过文化和艺术创造不同族群的公共空间，增进族群间的互动机会。正如新加坡历代领袖虽然肯定西方的科技能促进新加坡的现代化与物质文明，但又担忧西方文化颓废的一面会腐蚀国人的心灵，为平衡西方文化与传统的矛盾，政府也提倡东方的传统价值观。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遭逢1985年经济衰退后，新加坡对国家意识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