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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 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字学转向--邓晓芒 德里达colon;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字学转向--邓晓芒 其实在德里达看来，两千年的西方哲学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语言学转向”，而是从巴门尼德以来一直受到强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所谓“语言学转向”的说法，只不过表明现代哲学开始意识到并重视自己的这一传统而已；但这并不说明现代哲学在这一点上有了什么重大的突破，恰恰相反，即使我们时代最具哲学反思意识和冲击力量的海德格尔哲学，在德里达眼里也仍然没有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我以为，德里达写作《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的意图，正是尝试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边界上跨出决定性的一步：追溯语言之源并超出语言学的视野，去解构和任意重组一切“痕迹”(Spur)或“记忆的原始现象”(第100页) 。但德里达首先必须面对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逻各斯中心主义”怎么啦? 换句话说，逻各斯中心主义难道不好么? 错了么? 德里达没有这么问，他的分析是超越善恶、对错之外的，或者说，他正是要解构基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的善与恶、真与假等等一系列的对立。他唯一执着的是“理性”，而这理性当然是完全超出传统逻各斯的理解的，它是一种严格的分析手段，通过这种分析手段，传统逻各斯的一切理性系统(包括海德格尔这样的“存在—神学”系统) 中的那个非理性的根昭然若揭。德里达把逻各斯中心主义归结到语音中心主义，而由于语音“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它表达了心境，而心境本身则反映或映照出它与事物的自然相似性”(第14页) ，所以它又体现为一种以人心为基点的“主体性哲学”，进而体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的) 人种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形而上学(不论是主体形而上学还是实体形而上学即神学，或者黑格尔的“主体—实体”的形而上学) 都有一个(常常是隐秘的) 本体论前提，即言语、语音与存在是“绝对贴近”的，真理的获得依赖于主体通过言语的能指“从自身进入自身”，也就是诉之于“倾听自身—言说的经验”(第145页) 。想想海德格尔对言谈(Rede)、道说(Sage)和倾听的一贯的本体论强调，可知此言不虚。语音中心主义在索绪尔那里就是音位主义，它来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老传统，即把言语、语音视为直接标明所指(首先是心境，意义，然后是事物) 的符号，文字则是言语的符号(“符号的符号”)。这种思路把文字看作语言的附庸，甚至是语言的堕落，它对语言虽然起一种记录、加工和简化作用，但这种方便恰好使语言落入了陷阱，使活生生的语言受僵化死板的文字的限制和窒息，使暴力和压迫能有籍口肆意扼杀人性和自由。所以西方哲学史上，文字通常承担了人类一切恶的名声，所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几乎成了人类的“苦难史”、“血泪史”、“阶级斗争史”的别名，语音中心主义则往往成为内在良心和善良情感的化身。这一点在卢梭的一系列著作(《爱弥儿》、《语言起源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音乐辞典》等等) 中，以及在莱维—施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和《热带闲愁》中，均有极其敏锐和深入的论述。这两位思想家也正是德里达在此书中重点分析的对象。然而，德里达的分析恰好是要给文字“正名”。 如何给文字正名?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惯做法是先确定一个终极所指(“绝对存在”等等) ，然后把能指一层一层地复盖上去，形成一个固定的等级系统。但由于这个等级链条的无限性，所以每一层能指都只能视为对更深层次的能指的一种“替补”，而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以时间为线索的线性地进向最终目的的历史进程。然而，这正是导致现代科学理性和技术主义的最深刻的根源。因为，既然一切能指本身并无独立的价值，一切所指又都是另一所指的能指，现代理性就早该猛醒，认识到我们在对一个虚妄的终极所指(最终目的) 的追求中把一切都工具化了。德里达主张从这种无望的框架中摆脱出来。其实一切都是“替补”，而且互相替补：文字是语言的替补，语言也未偿不是文字的替补；而且真正说来，语言更应该看作文字在某种场合下的一种替补，因为文字除了表音文字(拼音文字) 外，还有表意文字和象形文字(如中文) 。文字从起源上说比口头语言更本原、更原始。当然，这不是从发生学上说的，而是从现象学上说的。人类学家已证明有些原始民族是没有文字而只有口语的，因此德里达区分了两种(广义的和狭义的) 文字，广义的文字包括一切线条、图案、人为的“痕迹”、荒野小径，甚至言语中的表情动作，手势和姿态(因此言语本身就包含有文字因素) ，这是任何人类和民族都不缺少的最“原始”的文字。这种“原始文字”是一切言语和狭义的文字得以可能的前提，“这种痕迹乃是最初的一般外在性的开端，是生与死、内在与外在的神秘关系，即间隔”(第101页) 。所谓“间隔”，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