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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外交 摘要:环境外交是伴随着环境问题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长期性国际政治议题。中国与世界在环境问题上的互动和相互影响非常深刻, 成熟的中国环境外交成为世界环境外交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只有积极面对和克服中国环境外交的挑战和不足, 才能实现中国的环境利益和兼顾国际共同的环境利益。 关键词: 环境问题全球化 环境外交 中国 环境外交是在环境问题恶化到一定程度、环境保护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逐步兴起并专门化的, 伴随着环境问题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长期性国际政治议题。在国际上, 较早明确使用 环境外交 一词的, 应推到1983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环境外交:对美、加跨界环境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一书。[1]中国政府于1989年10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开展环境外交。从国内的相关著作和报刊论文来看, 环境外交的定义有多种, 相对完整的定义是 环境外交是指各种行为主体(主权国家的代表机关和个人、政党、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及公民个人)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外交行动, 以交涉、谈判等和平方式去维系或调整国际环境关系, 旨在捍卫国家环境权和争取国家发展权利的同时兼顾国际共同环境利益, 也可以借此实现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和其他战略意图。 一、国际环境外交的兴起和发展 在1972年以前, 国际环境外交是零星的、非全球性和边缘性的外交, 国际上通常把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作为国际环境外交的开端。[2]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随着冷战的结束, 传统安全议题不再处于核心地位; 同时, 由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跨国性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甚至开始威胁到一国的经济、政治发展,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国际环境外交中来。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 掀起了新一轮的国际环境保护和国际环境外交浪潮。 进入21世纪以来,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全球蔓延。环境问题成为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 环境外交成为世界外交的焦点和热点之一。2021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 于2021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 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关注, 引起又一轮的国际环境外交高潮。 二、中国环境外交的演变 中国的环境外交是在丰富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国际国内因素影响下起步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环境外交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 节律与世界几乎同步, 迄今大致经历了初步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 (一) 初步发展阶段(1972-1988年) 1972年6月, 中国政府派出以唐克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标志着中国环境外交初登国际舞台, 环境外交在双边和多边环境合作方面都涉及广泛的领域。中国签订或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等约20个国际环境公约和协定, 并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本阶段, 中国环境外交初具雏形, 为中国增添了一个融入世界的窗口, 促进了国内环保事业的发展。[3]但也存在着对某些环境问题和相关机构缺乏完整的认识、国内关于环境外交的立场缺乏协调等局限。 (二) 快速发展阶段(1989-2021年) 1989年,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开展环境外交。中国先后与美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等42国建立起双边环境合作关系,[4] 并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区域环境合作。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参加区域性首脑会晤, 一贯表示对环境与发展的高度重视。在全球性多边环境外交方面, 中国积极参加并主办重要的国际环境会议、参与国际环境谈判, 并履行国际环境条约。 在本阶段, 中国环境外交形成包括双边、区域以及全球性多边等层次多样、内容广泛的环境外交格局。同时, 在此阶段中国环境外交还应该加强环境外交对于服务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 加强环境外交的理论研究等。 (三) 成熟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 2021年堪称 气候变化年, 围绕全球气候变化的 后京都进程 进程的争议与博弈如火如荼。2021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先后8次参加环境和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2021年3月, 国家环境保护部成立。在2021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 中国政府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做出了重要贡献, 推动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