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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 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 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 摘要：当前普通农业型村庄的富人治村状况和乡镇治理能力表明，当前的富人治村与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截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一种行政逻辑，很少积极主动地回应村庄内部的治理需求；后者则是一种自治逻辑，是基于乡村社会内生秩序与治理需求的考虑。相应地，依赖富人治村的乡镇治理逻辑已不再是与传统乡绅治村相适应的简约治理逻辑，而是一种治理逻辑，即依赖富人治村只是乡镇应对其治理能力衰弱，以实现各类行政和治理目标的策略。 关键词：富人治村；乡镇；治理能力；简约治理；策略治理 富人村治是近年来引起各方关注的一种新现象，但无论是媒体还是政策研究者，其焦点都聚集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关注那些拥有百万以上资产的超级富人竞选村干部的个别案例①。事实上，富人治村的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商业化、工业化发展的沿海发达地区，在农业型地区的中西部农村，这种现象也并非个例，只是由于村干部的富有程度不及发达地区，而不易引起外人关注。学界对于富人治村讨论，一般将其与选举、村民自治制度[1]和乡村社会的民主化[2]进程相联，较少关注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及其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关系。本文对富人治村的考察主要是为了探讨富人治村与乡镇治理逻辑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黄宗智看来，传统士绅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绩效形塑了基层政权组织“简约治理”逻辑，即基层政权组织很少介入乡村社会的治理事项，而是尽可能地依赖乡村社会的士绅来治理村庄和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这种治理逻辑不仅节约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治理与行政成本，而且有效地维持了乡村社会的秩序，黄宗智认为它具有“低成本、低负担，且高效率”的“简约”特点。[3]本文的问题是，当前普遍出现的富人治村现象是否也 是一种士绅治理的模式？而依靠富人治村的乡镇政权组织是否仍然遵循着一种简约治理的逻辑？ 二、富人治村的兴起和乡镇治理能力的衰弱 近年来，我们在中部各省农村调查时发现，各地村干部的商人化、富人化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虽然在欠发达的中部地区，村干部的富裕程度远不及经济发达地区，但大部分也是当地“响当当的人物”。以笔者长期跟踪回访的桔镇为例，在该镇的9个村共18名村支书和村主任中，仅有3位年龄偏大的村干部以务农为第二职业，其他人均是当地有名的“小老板”。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承包或自己开设榨油厂、碾米厂、养猪厂和木材加工厂，投资小水电站开发，承包水库成为养殖大户，承包山场成为种植大户，或在镇上开饭馆；垄断镇集市的牛肉、猪肉生意，自己开货车做运输生意，卖保险等；有4名村支书拥有小轿车。此外，2021年新上任的村支书均是当地的“经济能人”、村庄首富，是桔镇特意吸收进村干部队伍的人。[4] 事实上，吸引经济能人和致富能手为村干部是1990年代以来中央基层党建工作的基本思路，目的是通过把经济能人、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带领群众发家致富，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共同富裕的目标。该党建思路在操作层面具体为“双培双带”，即把致富能手培养为党员，把致富能手中的党员培养为管理人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②。但“双培”的效果在税费时代并不明显，因为繁重的税费征收任务使一些有致富头脑的能人不愿意出任既费时费力，又讨群众嫌的村干部职位。直到2021年税改后的第一次村级换届选举中，村级组织中的富人才开始涌现。用乡镇干部的话说，在后税费时代，村干部不再村务缠身，有充足的时间从事自己的第二职业。更为重要的是，在工业反哺农村的后税费时代，随着各种优惠政策、产业项目、农林水发展补贴等各种惠农资源的下乡，村干部的体制身份更有利于获得以上优惠政策和资源，由此激发了乡村能人竞争村干部职位的积极性。以桔镇最为富有的一名村支书为例，2021年以前他在沿海务工，2021年回家办了一家小型养猪厂。2021年当选为村支书后，他的养猪厂扩大了三倍。由于村支书的身份，他可以优先享受母猪、饲料等补贴，乡镇默许其在建设厂房时 占地。为了迎合“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发展政策，乡镇将其养猪厂纳入乡镇挂牌的合作社，从而使其又能享受相关资源，进而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他个人则随后成为全市十佳村支书，全市十佳创业青年，市、县人大代表??总之，商人与村干部的双重身份，可以不断地产生政治与经济的叠加效应，从而激励了富人出任村干部的积极性。 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与富人治村兴起相对应的另一幅图景则是乡镇治理能力的衰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资源的匮乏，二是基础性权力的弱小。无论是税改前还是税改后，乡镇财政资源匮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均给予了大量的关注。通过对乡镇财政状况的调查，周飞舟认为，“税改后乡镇财政困难的格局不但没有改观，反而更加严重了”，他甚至用“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