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徽学研究的反思.docxVIP

? ? ? ? ? 从我国地方史到区域史 关于徽学研究的反思 ? ? ? ? ? ? ? ? ? ? ? ? ? ? ? ? ? ? 以江南、华南、华北、徽州等研究为代表，中国的区域史研究渐成气候。区域史不同于地方史，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总体史[1]的一部分而展开，扮演着总体史研究的“样本”的角色。因此，区域史研究如何与总体史研究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区域史研究真正的目的和价值，就成了区域史研究者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以往的区域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更多地关注区域史的“出处”，即着力梳理某一区域史形成发展的脉络，讨论与本区域史研究相关的具体问题、方法或理论，却甚少关注区域史的“归处”，即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区域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终极关怀。事实上，要想更加清晰地检视当前区域史研究的状况，推动区域史研究不断健康发展，厘清其“归处”也尤为重要和迫切。 以徽学研究为例，近些年来徽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徽州文书为典型代表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在研究中的角色日益凸显。当老一辈的研究者还在强调正史、文集等传统资料的重要性时，后起之秀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徽州文书之上。“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徽州文书之再度大规模发现，徽州文书已由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珍稀文献，一变而为明清史学工作者案头常备的一般史料”[2]之后，这一特点变得尤为明显。[3]应当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好现象，它表明徽学研究者对地方文献、民间文献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桑兵先生曾指出：“历史已经过去，不可能像人类学那样，通过实地调查，即可获得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各种信息。能否回到历史现场，以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重返，不能不受制于史料的遗存状况及其开发潜力。”[4]正是徽州文书等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的大量运用和深度解读，使得徽学研究越来越具历史现场感，这种历史现场感恰是今天的史学研究者所孜孜追求的一种境界。但如果冷静地看，这种现象背后却又潜藏着些许隐忧，主要表现在：一是徽学研究的地方史色彩日益浓重，碎片化倾向日趋明显；二是徽学研究者之间、徽学研究者与其他史学研究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颇具宏观视野和现实观照的学术对话愈发困难；三是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总的学术旨趣、理论范式迟迟未能很好地建构。这些隐忧的出现，与徽学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徽学的“归处”是有关系的，对于徽学的长远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徽学研究为例，对当前的中国区域史研究状况进行初步反思。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 徽学研究的出处与路径转向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1949年以前，基本是以史料考订派为中心的叙事；1949年以后40年，基本上是唯物史观派为中心的叙事；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史叙事分裂的规模与剧烈程度都远远大于以前，但总体趋势是向史料考订派倾斜”[5]。如果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来观察可以发现，徽学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大体上是一致的。早期傅衣凌、章有义、叶显恩、张海鹏、王廷元、栾成显等先生的徽学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徽州的史料或史实，来回应当时学界对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讨论。如傅衣凌先生1946年发表的《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一文，论证了“朱明一朝，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6]；1958年发表的《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一文则论证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各地商业资本因受着新因素的刺激而迅速地成长起来”[7]。傅先生在回顾自己早年的徽学研究经历时曾说：“这些研究，使我对于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亦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为我以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和山区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8]章有义先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徽州土地关系和租佃制度的研究[9]，进一步论证了以地主所有制为主导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1983年叶显恩先生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10]一书问世，美国学者居蜜在评论该书时指出：“在叶先生的书中，虽然对宗族制度和村社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历史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将会发现，他在讨论徽州的土地占有制这个中心主题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处理阶级分化、对抗和阶级剥削等问题的。”[11]可见，叶先生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对徽州的实证研究，来回应当时学界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1985年张海鹏先生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前言”中，提出了徽商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酵母”的观点[12]，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在徽学研究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其后张先生和他所带领的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团队[13]，从徽商兴起的视角考察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回应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14]综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