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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存危机 编者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德国军官—理性、僵化、刻板、冷漠；苏联第62集团军司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则是一个在战场上果断、坚韧和有名的随机应变者。天知道为什么，这两个风格截然相反的军队统帅在斯大林格勒的战争中遭遇了。 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德国军官—理性、僵化、刻板、冷漠。1942年夏末，在一个灰尘弥漫的日子，他发动了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越过顿河，穿过草原，抵达伏尔加河，在苏联境内推进了2000多公里，达到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最大控制范围。 两天狂轰滥炸后，斯大林格勒变成一堆瓦砾。奇怪的是，每一堆砖头、每一条被破坏的下水道和每一栋被摧毁的建筑都有苏军在保卫。当保卢斯发现被德军包围的苏军第62集团军仍然在顽强地保卫这个城市时，他的高兴劲消失了。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Vasily Ivanovich Chuikov)，苏联第62集团军司令，是一个在战场上果断、坚韧和有名的随机应变者。按照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和吉姆·沃特斯(Jim Waters)的分类，他属于“企业家类型”的领导者，善于适应变化的环境。他和保卢斯的个性截然相反，天知道为什么，命运安排他们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 1、有时严谨，也是一种“病” 《战争论》作者冯·克劳斯维茨（von Clausewitz）认为：“战略决策比战术决策要花费更多意志力。在战术决策中，决策者会被当前的压力震慑住，如同陷入了阻力重重的大漩涡中，这些抵制力量可能是致命的，决策者要想大胆向前冲，就必须压制住各种担忧和顾虑。而在战略决策中，变化的节奏要缓和得多，这为决策者领悟和理解自己或他人的意图及环境提供了足够空间。在战术决策下，一个人用裸眼就能至少认清一半的问题，而在战略决策中，一切都是猜想和 推测的，令人信服的依据是薄弱的。很多将领在他们需要行动的时候被不必要的犹豫打败了。” 保卢斯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参谋官，但当希特勒在1942年初任命他为第六集团军司令时，他并没有实际指挥经验。有人这样质疑他：“一个内向矜持的人可能条理清晰地呈现出论点的正反面，但在得出结论时会有困难。”军事作家米德尔·布鲁克（Middle Brook）直言不讳：“保卢斯在和平时期当过两年步木仓连连长，之后指挥过一个营的士兵，但没有参加任何战争行动，把近30万军 队交由他指挥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是一个自我困境的制造者：他优柔寡断，直到机会错失后，才命令军队突围；他缺乏创造性思考，重复采用同一个错误的战略。” 在1942年10月14日进攻拖拉机厂的关键战斗中，保卢斯的一个预备师竟然滞留了好几天。崔可夫当时很担心预备师会扑上来，但保卢斯犹豫不决。当他10月17日命令该师出击时，崔可夫已经获得了第138师的支援。当时，如果保卢斯能脱离一贯的僵化指令和控制式的管理方式，改变计划以适应新出现的环境，把决策权委托给前线指挥官，他将很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 克拉克（Clark）在批评保卢斯缺乏随机应变能力时说：“随着战斗推进，苏联人在调整战术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技巧和灵活性，保卢斯却从一开始就应对失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遇到了迄今为止，超出他们作战经验范围的困难，但他们的应对仍然是典型的德军式——一次次加大野蛮的攻击力量。作为一个司令官，保卢斯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迟钝、缺乏智慧和创造性贫乏，简直到了愚蠢的地步。”朱克斯（Jukes）专门对苏军“灵活和富有创造性的防御”与保卢斯“迟钝的切割机式进攻方式”进行了对比研究。作为一个司令官，保卢斯真正的失败在于他没有对那些威胁自己弱点的因素（虚弱的左翼防御）作好准备。他应该把大部分坦克从城市战斗中抽调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机械化力量，以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但他却把根本就不适宜城市作战的坦克用在了城市战斗中。 依照明茨伯格和沃特斯的分类，保卢斯属于典型的“规划者”（Planner）。这类领导者严格遵循先前的计划行动。保卢斯严格遵守德军的“任务导向型系 统”军事准则，把自己的指挥权锁定在系统准则之内，限制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关键时刻“被不必要的犹豫打败了”。而崔可夫是巷战家和娴熟的战术家，在战场上，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Zhukov Georgy Konstantinovich）的战略能力与崔可夫娴熟的战术技巧相得益彰。 2、崔可夫的“三板斧” 崔可夫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如果采用传统战术，苏军根本无法存活，“我在伏尔加河畔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拘泥于图纸，我们不断寻找新的方法来组织和开展战斗。”崔可夫将司令部布置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