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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宗教社会学中的宗教定义与宗教性的测定 西方宗教社会学中的宗教定义与宗教性的测定 一、宗教的定义 宗教究竟是什么，或者说，要给宗教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曾这样说过，要给宗教下定义，也就是要说清它是什么，这在研究的开端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那也只有在研究的结尾才能做到。韦伯关注的不是宗教的本质，而是一种特殊社会行为类型所产生的条件。韦伯的这种说法突出了为宗教定义的困难之处，也提醒我们不能过于匆促或草率地为如此复杂的现象提出定义。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如果定义只能出现在研究的结尾，那么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对象就是不明确的，这样的研究很难做到前后一致，研究的结果也很难在逻辑上使人信服。就韦伯而言，如果他不给宗教下定义，不关注宗教的本质，他如何能肯定宗教对社会行为起着决定作用呢?韦伯从来也没有达到过他所说的那样一个结尾，如果他的读者要他拿出他承诺要在研究结尾提出的定义来，只是徒劳。事实上只有在界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后，实质性的研究才有可能进行。实际上，韦伯对宗教进行了大量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只不过他未提出明确的宗教定义而已，否则张冠李戴的现象就可能出现，他就可能把民族问题归在宗教问题的名目之下。 给宗教下一个定义，对于宗教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当研究者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以后，他才可能为其研究收集相关的材料，进行恰当的取舍和分析。在宗教社会学领域对宗教的定义不但存在，而且十分纷繁多样，几乎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定义，所以美国社会学家贝格尔才说，定义问题乃是趣味的问题，因此应该服从关于趣味的箴言[1]，那是一句拉丁谚语:趣味问题无可争辩。尽管如此，贝格尔也仍然认为虽然各种定义并无真假之分，却有用处大小之别，讨论它们各自的用途是很有意义的。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弥尔顿·英格(J·M·Yinger)也说:定义是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任意的、抽象的，也就是说它们是高度简化的。我们应该摈弃这种想法，即存在着一种正确的、令大家都满意的定义。[2] 尽管在定义问题上有诸多的纷争，我们仍然认为，如何对宗教下定义，是宗教社会学家解释宗教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前提，因而定义问题也就成了宗教分析的首要问题。而且，宗教社会学的历史证明，对宗教的界说不同，研究的角度、取向、方法和结果等等都会有极大的差异。 美国学者罗伯逊(R·Robertson)对宗教社会学家们关于宗教的种种定义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各种定义的特点，把它们分成了包容性(或开放性)定义与排他性(或封闭性)定义两大类。所谓包容性定义，其特点是外延广，没有严格的界限，杜尔凯姆和英格的定义均属此类。在杜尔凯姆看来，宗教乃是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体，英格则把宗教定义为人们藉以和生活中的终极问题进行斗争的信仰和行动的体系[3]。在杜尔凯姆这里，神圣事物既可是物，亦可是人，甚至人所说过的话;而在英格那里，人生的终极问题即是存在问题，它包括了人生旅程中的痛苦、不幸、甚至死亡。因而这两位学者定义中与神圣事物和终极问题相关联的信仰和行为体系，实质上就有了非常宽泛的含义。包容性定义的这种特点，使一些学者把爱国主义、美国精神，甚至足球这类非宗教的东西包括在宗教定义之下。这种扩大化在于只看到这类非宗教现象所具有的类似于宗教作用的功能，而未能从本质上将它们与宗教区分开来。 罗伯逊认为有两类社会学家倾向于使用包容性定义。第一类社会学家所理解的社会体系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个人需要受制于他对于一套信仰与价值观的忠诚。第二类社会学家的兴趣集中于微观研究方面，如对特殊宗教团体的研究，以致于对使用精确的定义不大感兴趣。 封闭性定义有着比较严格和狭窄的参照框架，常常被那些对社会对宗教采取特殊态度的宗教社会学家使用。所谓特殊态度，是指这类宗教社会学家一般来说否认社会体系必然是由对一套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共同信奉所构成，在他们看来，实际的力量和势力更为重要。另外一些希望探索关于社会秩序的宗教概念与非宗教概念之间的冲突的社会学家，也比较喜欢使用这类定义。例如米歇尔·希尔(Michael Hill)的定义就如此。他认为，宗教是一套信仰，这种信仰假定经验实在同与之有关的重要的超经验实在之间存在差异并企图调节这种差异;是与这种差异相关而使用的语言和象征;是与这种调节相关的活动和机构。[4]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定义中，重要的几个宾词--信仰、象征、活动、机构--都有严格的限制，因而宗教所指的范围也有了明确的界限。但与此同时，封闭性定义也常常把属于宗教范围内的某些东西排斥在外。 除了罗伯逊的定义分类之外，还有一种分类是将定义分为三种:实质性定义、功能性定义与象征性定义。如果说罗伯逊的分类法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