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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何多苓遇见周春芽 当何多苓遇见周春芽 1989年1月，34岁的周春芽自德国返回中国。火车从北京开往成都时，一大批四川艺术家正在另一趟火车上，他们在秦岭附近交错而过。 等周春芽到达成都，只剩下大他七岁的何多苓给他接风。他们在饭桌上吃着家乡菜的时候，张晓刚、叶永青等昔日的画友正在北京，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栗宪庭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展。那一年，圆明园画家村正在形成，一些艺术家开始向西方的画廊老板卖画，更多的艺术家从西面八方涌入北京。周春芽说他不喜欢，“一个外国人来了，这么多艺术家前呼后拥，没个性。”三年的留学生活让他觉得孤独，那年周春芽决心在成都终老。在其他人对西方艺术趋之若鹜的时节，他转头扎进中国传统水墨画，一心研究八大山人和黄宾虹。 而何多苓的想法比较简单。“当时我觉得我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已经定下来了，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如果年轻的话，肯定要去北京，我就没有这个必要了。”那年何多苓41岁。他跟周春芽住在成都的同一座楼房里，一个住六楼，一个住一楼，相识十几年的老朋友又聚在了一起。 与罗中立、张晓刚、叶永青等人一样，周春芽与何多苓都曾是四川美院的学生。1978年夏天，因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的到来，位于重庆黄桷坪的四川美术学 院恢复了活力。何多苓教同学唱《苏联骑兵进行曲》，罗中立在夜晚给一帮小孩讲鬼故事，张晓刚和叶永青则每天跟着周春芽画画。1982年，周春芽和何多苓毕业，他们一起去青海写生，在草原上流浪，几次合力抵挡狗群的袭击，然后一起想办法搭车回成都……后来他们先后被分配在四川画院。周春芽1982年7月给张晓刚的信中写道：“何多苓也进了画院……来之不易。他来后，我们将共同协作，团结一致，为发展艺术而出力。” 周春芽和何多苓在同一个画室待了很多年。1981年，周春芽的《藏族新一代》拿了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当时何多苓寂寂无名。几年后，当何多苓以《春风已经苏醒》震惊画坛时，周春芽却还没有走出伤痕主义，被罗中立的光芒掩盖着。这些完全不曾影响他们的友谊，“我觉得画画就是这一点好，让大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何多苓说。他们聊天只聊画。 实际上，周春芽与何多苓的性格完全不同。“何多苓是比较稳重的一个老大哥，”周春芽说，“我算是第二大。”O型血的周春芽性格开放，热心，喜欢搞活动，比较入世；何多苓则消极悲观，习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喜欢人多的场合。周春芽一贯认为艺术家应该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尽自己的能力来改变这个社会。“他有一种领导人的能力，”何多苓说，“我就没有这个兴趣，我是一个懒惰的人，怕麻烦。我宁可自己躲起来画画。我们这一点差别很大。”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讨论这些，但从没有试图相互影响。“这是成都人的特点，求同存异，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苛求，甚至很少有争论，这跟外地人不一样。”何多苓认为，就是四川的温婉和舒适把他和周春芽留在了成都。 1994年，周春芽看上了玉林小区的沙子堰。虽然四周全是菜地，但也有几套为数不多的大板房，屋子是开间，没有隔断，45平米正适合画家。他向经纪人林明哲预支了三十多万元，买下一套作为工作室。何多苓跟着他也买下一间，俩人继续做邻居。随后是张晓刚，接着又来了十几个年轻艺术家。沙子堰可能是成都第一个艺术家群居地。那是一段辉煌的时期，他们上午作画，下午便到附近的小酒馆喝茶聊天。周春芽开始创作《绿狗》系列。1996年，中国美术馆搞了一次四川油画大展，由四川美协主办。周春芽几乎把四川所有的当代艺术家都找到了。那时，根据自己的理念，周春芽算是成功地进入了“体制内”，他被许多四川艺术家视为“大哥”。“虽然我是体制内的人，但他们知道我在想什么。”他说，“他们信任我。”而何多苓只是埋头画自己的画，偶尔抬起头来看看外面。 中国艺术市场的井喷从本世纪初开始。周春芽和何多苓的画，与大多数成名艺术家一起，先后在国外卖出了大价钱。从2021年开始，去北京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庭》卖出了天价后，张晓刚最先把工作室搬到了北京，他带动了一批艺术家，学生也去了很多。那一年周春芽开始创作《桃花》系列，他说“北京我想去玩，但没有想到在北京画画，因为我选择的艺术观点比较偏向于江南”。周春芽的《桃花》取材于上海近郊的风景。虽然常往外跑，成都仍是他的常居地。何多苓则是根本没有想过要离开成都，随着年龄增长，他的画风越发空灵细腻，写生时他就画成都的腊梅。 蓝顶又是周春芽发现的。那时，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聚集到沙子堰，房子不够出租。周春芽想寻找一个类似北京宋庄的地方，一个更大的艺术区。武侯区簇桥乡有处千余平米的废弃厂房，他觉得不错。首先入驻的是周春芽、郭伟、赵能智和杨冕（何多苓又是跟过来的）。“蓝顶”取自厂房的蓝色铁皮屋顶。周春芽说，名字无所谓，关键是要大伙把这里做起来。短短几年，这里就汇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