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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与小岗村的比较 华西村与小岗村的比较 最近有两条关于中国农村的报道比较引人注目。首先是安徽省小岗村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沈浩病逝在工作第一线，小岗村的村民说，沈书记是积劳成疾，为了小岗村的发展而累垮的。沈浩病逝后，他的事迹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另一条关于中国农村的消息来自江苏省华西村，华西村由村民集资20多亿，要盖一个74层的摩天楼，高度328米，据说是中国第八高楼，世界第十五高楼。单独看这两条报道，也许感触不深，把它们放在一起，就会有一些深入的理解。小岗村还比较穷，比较落后，这是肯定的。相关报道说，西元2021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只有2300元，村集体欠债几万元，沈浩就是在这种情况调到小岗村当书记。西元2021年沈浩任期届满，全村人又以当年悄悄搞“包产到户”时的方式，又按了红手印，要求沈书记留下，沈浩便一直在小岗村干下去，不幸于西元2021年11月病逝于工作岗位，就像是新时代的焦裕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小岗村当年红遍全国，当年的报道说，小岗村的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按下“包产到户”的红手印，开启了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大潮，小岗村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的旗帜。那份村民按红手印的文件，也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具有了标志性的意义。华西村呢？不说别的，只说那栋摩天楼，说它是村民集资，具体情况是，200位华西村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他们成为这栋楼的业主。据我判断，不够的部分由村集体补足。据华西村负责人介绍，村民出资非常踊跃，目前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像其他地方建楼还要贷款、垫款。华西村民的自有、实有资金可以保证明年大楼交付使用，而不需要银行一分钱。与小岗村相比，华西村的村民实在是太有钱、太“不差钱”了。虽说位于江苏的华西村，自然条件可能比安徽的小岗村好一点，但是，一个由村民集资20多亿建摩天大楼，一个还处于贫困边缘，无论如何，两者的反差依然是巨大的。当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会有什么想法？小岗村作为“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作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起点，它的“成功”在当年是由一整套理论完美解释的，即：个人积极性的发挥，比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要好，集体经济的效率低，个人的效率高。进一步来说，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于人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自私理论，在效果上要好于人人为大家的集体主义。换句话说，小岗村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私有制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典型，因此也成为改革的旗帜。然而，事实证明，几十年下来，这一个人主义的典型并没有成功，人均收入很 低，处于贫困的边缘。沈浩来到小岗村，受到村民的欢迎，除了为村民办实事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替小岗村到处申请“帮扶资金”。然而华西村呢？这是一个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典型。自改革开放以来，华西村一直坚持集体经济，走的是与小岗村完全相反的道路。到如今，华西村的集体企业年产值已超过450亿，净利润35亿。华西村的幸福和富裕，与小岗村相比，早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把小岗村和华西村放在一起，我们就应该认识到，个人主义、私有经济并不是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集体经济也不像有些经济学家说的那样，就是无能低效。两个事实放在一起恰恰说明，在某些情况下，与某些坚持私有制的改革理论恰恰相反，集体经济的作用完全可以胜过私有经济，而且胜过很多。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小岗村的名气可能比华西村更大，对于华西村的宣传，并不如小岗村那么声张。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华西村的成功，不符合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不符合私有化的理论。然而，华西村的村民和领导，没有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呱噪下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的主张，终于取得了令无数主流经济学家哑口无言的突出成果。华西村在集体经济主导下所取得的成功，甚至令国外媒体也目瞪口呆，他们总想找一点华西村的隐患、破绽、不足等等阴暗面，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华西村村民的人均收入和幸福感，甚至比美国的人均水平还高。把华西村和小岗村放在一起，我们应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私营经济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绝对选择，集体经济也不是必须抛弃的落后制度，关键还在于要针对现实，做出适合自身条件的选择。华西村年过80的老支书吴仁宝说得好，他说，在我们这里，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只要是好的，不管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用。这位农村老支书的见解，在我看来，比很多留学归来的大学者要高明得多。在华西村有很多雕塑，既有孔子也有清官海瑞和菩萨，还有毛泽东和邓小平，这彷佛是华西村的一个理念：一切有用的思想和观念，都可以为我所用，标准只在于是否适合我，而不是绝对化的理论。先验的、先入为主的理论，往往会因为不切合实际而失败。纯粹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强迫实践，不如从实践出发来总结理论。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真正要做到，还是需要智慧的。实事求是需要对自己和他人都有深入准确的分析和了解，不像照抄照搬那么省事。小岗村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