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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与环境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 摘要：比较了大气污染排放清单与环境统计报表的数据采集思路和方法，基于2016年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的排放清单和同年环境统计数据，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相关分析，在总体、城市和行业层面，对SO 准确把握大气污染物排放信息，是精准制定大气污染防控策略的数据基础。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以下简称“排放清单”)和环境统计报表都能够提供一定时空范围内各污染源排放的各类大气污染物数量，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我国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40年的发展和不断调整，已成为我国环保工作的基础信息系统。工业源是环境统计报表的主要调查对象，调查方法是对重点调查单位逐个发表填报汇总，采用监测数据法、产排污系数法或物料衡算法核算其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我国排放清单编制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后快速发展，2014年原环境保护部首次发布了8项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并组织实施了北京等城市的试点编制排放清单和环境统计的数据质量和统计技术都有待提高，且可能存在数据差异，导致污染责任界定产生不同结果1 数据与方法2016年以来，原环境保护部牵头开展了“2+26”城市源排放清单编制业务化工作，以区县为基本单位对各类污染源点源进行了全面调查，使排放清单与环境统计的数据比对成为可能。本文应用2016年京津冀“2+26”城市排放清单和环境统计数据对工业源大气污染排放进行比较分析。选择工业源，一是因为工业源是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二是因为工业源的排放清单编制方法与环境统计数据的核算方法之间有差异，交互验证更有意义。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2017]26号)要求，京津冀“2+26”城市于2017年编制了2016年各城市的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按照《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技术手册》，源分类包括化石燃料固定燃烧源、工艺过程源、移动源、溶剂使用源、农业源、扬尘源、生物质燃烧源、储存运输源、废弃物处理源和其他排放源等共十大类大气污染源，包括SO环境统计报表是环境管理数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环境统计数据采集和核查方法，数据采集系统相对完整稳定且有行政资源保证。环境统计的调查范围包括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和移动源，涉及的大气污染物包括SO显然，排放清单和环境统计数据在核算指标和核算对象上均存在差异。核算指标上，环境统计数据中企业活动水平、生产和污染治理过程的相关指标更多，排放清单中大气污染物的分类指标更多。核算对象上，排放清单以污染来源为基本单位，环境统计数据以企业为基本单位。一个企业可能包含多个污染来源。对比2个体系，得到2类共同指标:一类是企业基本信息指标，包括所在地区、企业名称、行业类别等;另一类是共同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SO因此，每个企业每项污染物的排放量均存在2个数据，一个是来自排放清单的汇总数据，另一个是来自环境统计报表的数据。理论上，2个数据应相同。本研究以企业为基本单位，在总体、城市和行业层次上，分析不同数据源污染物排放量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采用相关系数检验不同数据源指标间的一致性，正相关表示指标之间具有一致性，相关系数越高，指标间的一致性程度也越高;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方法，检验不同数据源指标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 结果与讨论2.1 总体的比较结果2016年京津冀“2+26”城市排放清单与环境统计数据中SO采用相关系数检验排放清单和环境统计指标之间的一致性，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考察指标间的差异性(表1)。相关分析表明，排放清单和环境统计3项污染物指标的相关系数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均为显著正相关，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总体来看，排放清单和环境统计指标值的差异有系统性偏差的可能。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排放清单和环境统计SO2.2 城市层次的比较结果在28个城市中对3项指标(表2)进行了城市层次的比较。对SO2.3 行业层次的比较结果在行业层次比较排放清单与环境统计数据的结果如表3所示。全部企业共涉及41个行业，但部分行业中企业较少，配对t检验意义不大，因此，表3中只列示了各类污染排放中企业数大于50家的行业的情况。对SO2.4 讨论综合一致性和差异性的分析结果，可以推断出一个基本结论:排放清单与环境统计数据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系统性偏差，且基本表现为排放清单高于环境统计。大气污染排放清单与环境统计体系在数据采集和核算方法上均有不同，得到的污染物排放数据存在一定差异是必然的。但从理论上说，对一个企业，采用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结果不应有显著差异，而应具有相对一致性。导致差异显著的可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