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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魏特夫的 东方专制主义 怎样看待魏特夫的lbrack;东方专制主义rsqb;quest; 史学理论研究 1995年05期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译本出版以后，史学界一些同志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书进行了评论，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东方专制主义》从问世之后，就是一本很有争议的著作。魏特夫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甚至西方一些正直的资产阶级学者，对《东方专制主义》书中强烈的反共色彩也不以为然。但是这本书在国际上也得到一些人的称赞，有的人甚至把它和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几十年来，在一些国际论坛上，无论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或是关于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讨论，都可以看到有些人引用魏特夫的观点。 魏特夫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和第三国际的工作人员，他自诩对马克思的理论遗产作过深入研究，这确实迷惑了一些人。《东方专制主义》书中对东方各国的历史旁征博引，这也使一些人误认他对东方社会确有研究。对于这样一本著作，我们显然不能只简单地宣布它“反动”就了事。革命的义愤不能代替科学的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既然以理论和学术著作的面目出现，我们就需要从理论上和学术上深入批判它的谬误。在揭露它政治上的反动实质和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的同时，检验它的论述是否符合东方各国的历史实际，看它在学理上能不能站住脚。只有这样，我们的批判才有说服力。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批判，我们自己在理论上和学术上才会有所收获和提高。 下面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东方专制主义》是帝国主义冷战政策的产物；二.《东方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三.“治水社会”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 一、《东方专制主义》是帝国主义冷战政策的产物 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所构筑的理论体系，其基础是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作的诠释。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而且一百多年来这个问题的讨论经久不衰，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东方专制主义》确如魏特夫自己所说的，是对东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宏观分析，不论魏特夫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毕竟是一家之言，可以见仁见智。 对于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类涉及社会发展的理论问题，我们主张通过百家争鸣辨明是非，求同存异。但是如果我们把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也看成是一般的学术理论著作，那就未免太书呆子气了。1990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刚出版时，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提到：“如果我们有的读者过去对魏特夫的理论观点并不了解的话，那么从这本书中就可以看到，强烈的反共意识是如何使一个学者完全抛弃了科学的良心，而成为帝国主义冷战政策的吹鼓手的。”①《东方专制主义》虽然以理论和学术著作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它是帝国主义冷战政策的产物。在上述那篇短文中，由于篇幅限制，我的这个看法没有展开论述，现在不妨作进一步的说明。 魏特夫说，他研究亚细亚社会是从20年代开始的。我们可以把他1934年移居美国之前看作是他研究亚细亚社会的第一阶段。1931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是他第一阶段的重要研究成果。魏特夫说：“在我的经历的最初阶级，我利用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概念的愿望是强烈的和感情外露的。”②这段话大体可信，魏特夫对亚洲社会的研究兴趣最初是由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引起的。这种研究兴趣原先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是他对亚洲社会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魏特夫承认：“当1931年我发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把它作为‘对一个巨大的亚细亚农业社会进行科学分析和尝试’时，我认为我对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的倾向性，是在这个基本真理的意义上必然出现的一个小小的离经叛道行为。”④他所谓的“小小的离经叛道行为”，主要是“提出了人的能动活动和自然界的被动性之间关系的一个不同概念，因而强调了马克思关于父亲(人）和母亲(自然界）关系的论点的社会——历史意义”。 关于历史发展中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是应该探讨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魏特夫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自然界居首位的思想”⑥，这却是一种曲解。正是由于他有这种错误的理解，所以导致他在20年代就得出以下的认识：“在东方世界中，由于环境干旱和需要对水进行控制，建成了大规模的由国家控制的公共工程，这使得东方的农业、政府和社会有其独特性，使得亚细亚社会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可以说，魏特夫有关治水社会理论的雏型，在20年代末就已初步形成。但是我们也应承认，尽管他的认识不正确，但这毕竟还是理论是非的问题。 1931年，在列宁格勒召开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魏特夫说，这次会议“彻底结束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任何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