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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研究解析 1、情报学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20xx年，美国学者万尼瓦尔?布什（V.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著名论文“AsWeMayThink”，被认为是情报学出现的标志。情报学作为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已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学科贡献。梁战平先生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情报学及情报工作的“七项贡献”[1]。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经济形态逐渐由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情报学的学科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一方面，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增强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情报学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自身基础理论研究长期无重大突破的局面，也使情报学的发展面临着空前压力。20xx年代，在图书情报学最为发达的美国，至少有15所被美国图书馆协会（ALA）认证的图书情报学院被迫关闭。在我国，经历了“情报”改“信息”的风波后，学科专业名称也经历了图书情报学→情报学→信息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多次转变。学科名称的不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情报学研究思想的混乱。由于没有阐明情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情报学的基本研究领域和学科地位问题没有获得解决[2]。相关学科的扩展和蚕食，研究资源的相对缺乏，科学研究市场化导向的日趋强烈，都使情报学的学科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3]，引起了“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情报学是否存在”等激烈争论[4]，甚至出现了“不知自己学科是干什么的”的情报学“迷失”现象[5]。 针对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发展途径、发展策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观。不同发展观在促进情报学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存在如下缺点：大多是针对情报学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提出的发展观，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忽略用户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理论提出后缺乏后续深入系统的研究，无实际指导价值等。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全局意义、能够统领整个情报学的发展观来推动整个学科的第二次革命。 2、国内外情报学发展观简介 2.1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 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之中，具体包括： 2.1.1布鲁克斯的知识观布鲁克斯（B.C.Brooks）是现代情报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是《情报学的基础》。他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出发，认为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递和利用的科学，并预言“情报学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物理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一样”。他建立了用以表达知识与情报关系的著名方程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地图”、“知识地图”等概念。布鲁克斯的情报学发展观立足于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组织和利用，重视情报学的定量研究，提出“等级位次排序”和“对数透视规律”作为情报学定量化的途径。布鲁克斯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哲学倾向，体现了英国唯理论派的学术传统，对未来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性[6]。 2.1.2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观米哈依诺夫（А.И.Михайлов）是情报学科学交流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是《情报学基础》和《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他将情报学研究范围局限于科学情报，理论基础是科学交流。米哈依诺夫注重于情报学的社会关系研究，认为情报学属于社会科学，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米哈依诺夫的理论逐渐显示出不适应性，但其严谨的逻辑理论体系仍对世界情报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3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是通信观的提出者，代表作是《情报科学导论》。他在借鉴信息论、控制论的基础上，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通信现象和通信系统特性的科学。他将情报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认为情报学分为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两大分支。前者研究情报特征、利用、评价等问题，后者研究知识交流的技术问题。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反映了当时美国情报学界注重研究应用性问题的传统。 2.1.4约维茨的决策观美国情报学家约维茨（M.C.Yovits）从决策论的角度研究了一系列情报理论问题，如情报效率、情报价值和情报量的测度等。他认为情报是“对于决策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情报学研究对象是“一般化的情报系统”。决策观的主要内容是对决策过程的情报要素进行分析，包括学习、选择、预期价值、不确定性、效能的系统化和定量化[7]。约维茨的决策观以广义信息系统为依托，从广义角度分析情报流、情报量，力图使情报学成为一门精密学科。 2.1.5贝尔金等人的认知观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