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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翻译问题 不仅仅是翻译问题 探索与争鸣 2021年04期 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эм——“战时共产主义”还是“军事共产主义”？ 1918年夏至1921年春，苏俄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不过，在实施的时候并没有正式使用这个名称，得到正式承认的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是事后列宁在总结教训时命名的。 “军事共产主义”俄文为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эм，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全集》中均译作“战时共产主义”。查военное的语义；1、同战争有关的；2、同军事有关的；3、同军务有关的；4、军人。译作“战时”加上了时间的因素，回译就成为Военное　время了。英语war communism一般译者都会译作“军事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所包含的概念首先是用军事强制的方法在全国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而这种用军事强制手段搞直接过渡的方法，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在1920年至1921年初达到高潮。“战时共产主义”的概念削弱了借助军事手段、军事方式推行共产主义的理念，给人以仅仅是战争所迫使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的感觉。实际上其覆盖的范围包括战时和战后（尽管时间不长）两个时期，所以，笔者主张译作“军事共产主义”。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实行的实质上也是这种主义，它不属于战时，而具有极其明显的军事强制性质。 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关于“军事共产主义”是这样描绘的：“苏维埃政权除对大工业实行监督外，对中小工业也实行监督，以便积蓄日用品供应军队和农村。它实现了粮食贸易垄断制，禁止私人买卖粮食，规定了余粮收集制，以便掌握农民的余粮数字、搞好粮食储备、向军队和工人供应粮食。最后，它实行了遍及于一切阶级的劳动义务制……为了适应极其困难的防御条件而采取的这一整套措施，就叫做战时共产主义。”[1] 这段说法存在明显的曲解：首先，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的不是对大中小工业的“监督”，而是实行“国有化”，连中小企业也统统收归国有；其次，当时苏维埃政权并没有能够用日用品去供应农村以换取粮食；第三，实行余粮收集制的目的并不是“掌握农民的余粮数字”，而是直接从农民手中夺取所能找到的所有粮食；第四，采取这一套措施并不仅仅是“为了适应极其困难的防御条件而采取的”，它还包含一整套借此建设“共产主义”的设想和理念。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初，布哈林曾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提出一整套相当激进的社会主义措施，主张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把大大小小的工厂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以便“立即实行计划经济”。后来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的正是这一套主张。这些主张起初在一定程度上曾受到列宁的批评，但批评是不彻底的，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共产党人，包括列宁在内，都持消灭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实行计划经济的观点，1919年通过的党纲就非常清楚地表现了当时流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观点。布哈林为解释和宣传这一党纲而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准确地阐述了新党纲的主张，因而受到列宁的称赞。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一方面是战争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其基本措施符合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被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好方法。 布哈林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时写道：“胜利的无产阶级，由于面临的任务复杂、新颖、独特、困难，使它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错误、幻想、不正确的估计和目标错误的尝试。然而也由此产生了冷静的自我批评，从这种自我批评中得出正确的行动路线。幼年时期的幻想在这种自我批评的烈火中烧尽，并且消失得毫无踪迹……”“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我们幻想的破灭。……是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破灭了，是军事共产主义思想破灭了。”[2]1921年8月布哈林指出，军事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弊病——不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其宗旨是要立刻获得产品以保卫红色国家，哪怕以破坏生产力为代价。[3]后来他又进一步看到，问题还不仅在于战争的需要，当时“把事情想象成这个样：我们取得政权，把差不多所有的东西抓到自己手里，马上开始计划经济，即使冒出一些什么小事情，我们有的追究责任，有的加以制止，这样就完事了。”[4]换一种说法，那时“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的想法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我们立即消灭市场，从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立即实行计划经济”。[5]这样，军事共产主义就不是为解内战燃眉之急的暂时措施，而是实现一种共产主义的思想或“幻想”，那时把问题看得很简单，只要把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进一步延长”，“完全巩固地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为时不远了”。所以布哈林对军事共产主义作了这样的界定：“军事共产主义在我们想来并不是‘战时的’，也就是并不只适合于内战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