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docxVIP

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 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01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21)05-0078-06 1918年，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周作人说：“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1](P.55)这事实上也构成他散文写作的两个向度，在从“美文”到“时事之文”再到30年代“笔记体散文”的写作过程中，如何实现思想与形式之间的浑然统一，正是他要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周作人努力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每当因现实与思想的纷乱而心浮气躁时，他就高呼“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并说自己以后“大约是不想写”长篇论文，而“想只作随笔了”；然而当他写了像《苍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一批“平淡自然”的“美文”以后，却又在《泽泻集》的序言中宣称：“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①在这看似矛盾的言说中，正折射出作者为调和“思想”与“文学”所付出的努力。 周作人的文学经历起步于1901年10月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以后。这恰好是中国文学观念的转折期。杨联芬认为：“晚清新小说运动大致可以190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00年前（实是戊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