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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实证分析--比较的角度 熊光清colon;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实证分析--比较的角度 [摘要] 政治效能感指一定的个体或社会群体对自身影响政治体系的能力和对政治体系就其要求作出回应的心理认知。2021年10月~2021年1月，本课题组在北京、广东、浙江、湖北、重庆等地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问题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展开了实地调查。调查表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比较低的状况并没有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而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无论是内在效能感，还是外在效能感，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都没有明显提高，两代农民工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并且，农民工政治效能感低这种心理认知在政治生活中也有明显的外在表现，诸如：对政治问题不关心、不感兴趣，对政治参与不主动、不热情，对政府机构缺乏信任，等等。 [关键词]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 一、政治效能感：概念与测量 政治效能感是研究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在政治科学研究议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54年，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等人在对美国选举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提出了“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的概念。安格斯·坎贝尔认为，政治效能感是“个体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可以产生、或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知，也就是值得个体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知。这种感知就是，政治与社会变化的发生是可能的，并且个体能够在这种变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1]简单地说，政治效能感指一定的个体或社会群体对自身影响政治体系的能力和对政治体系就其要求作出回应的心理认知。 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把政治效能感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个方面。[2] 乔治·布莱克（George I. Balch）、罗伯特·韦斯伯格（Robert Weissberg）、理查德·欣格尔斯（Richard D. Shingles）、谢图·艾扬嘉（Shanto Iyengar）和斯蒂芬·克雷格（Stephen C. Craig）等对政治效能感的这两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一般认为，内在效能感是基于人们的信念即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信仰程度以及他们对政治的理解能力。有研究者称之为“政治功效”（political effectiveness）或“政治能力”（political competence），这两个概念都指向个体对政治系统的认知特性。外在效能感是基于个体从自身角度对议员或者政府能够代表选民利益的信任以及议员是否保持同其选民的联系来界定的，这个因素被称为“知觉系统反应性”（perceived system responsiveness），它主要涉及的是个体对选民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认知。 关于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肯尼思·科尔曼（Kenneth M. Coleman）和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L. Davis）认为：“外在效能感可能被看作是内在效能感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相信政治体系会回应他们诉求的人，往往更倾向于相信他们自己有能力影响政府官员的行为。”[3]尽管这种区别没有完全揭示出政治效能感结构方面的相互关系，但是却构成了研究者对政治效能感进行研究的假设基础，大量研究成果就是基于政治效能感的这两个维度（即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而展开的，几乎所有关于政治效能感的调查问卷都是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设计的。 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政治方面的心理认知，它是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的具体表现，与政治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认识和了解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对于把握和预知其政治行为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许多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拥有高水平政治效能感的个体会积极参与一系列政治活动，如投票，参与社会抗议活动，给报纸编辑写信，或签署请愿书。而政治效能感水平较低的个体会远离政治活动，或者导致政治冷漠和政治不作为。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的表现形式，政治效能感无疑对选举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选举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又会反过来对选民的政治效能感产生新的影响。可以说，这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 虽然政治效能感是把握政治认知的重要指标，并被认为是健全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为了掌握某一群体的政治行为模式，研究者通常非常重视对其政治效能感进行测量，以便获取有效分析的基础资料。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不断探索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方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有分歧，但是，由于存在基本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政治效能感的含义和结构有着大致一致的看法，这样，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和研究方法不断臻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