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物权改革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docxVIP

担保物权改革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摘要：本文基于2001—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担保物权改革是否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状况，并且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物权法》出台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担保物权改革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本文进一步从股权性质与地区金融发展的角度探究担保物权改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发现担保物权改革对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差的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更加明显。 一、引言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资本市场得到发展和完善，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金融市场制度不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缺失，导致我国大多数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成为困扰我国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据2017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有75%的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认为融资约束阻碍了企业发展，在所有制约因素中占比最高。同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跟踪调查报告》显示，大部分中国企业认为阻碍自身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融资约束，具体表现为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解决企业融资问题成为我国工作重点之一，国家出台一系列方针政策助力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重要性。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成为我国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里程碑。《物权法》的颁布为研究法律制度改革等外生冲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实验。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我国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解决资金错配现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关键，而企业融资成本受到企业资产风险水平的影响。企业资产风险越高，会增加企业违约概率，导致外部资金要求的风险溢价与融资成本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也越强。反之，企业资产风险越低，将降低风险溢价，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困境。《物权法》的颁布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企业可担保资产产生了影响：第一，《物权法》扩展了企业可担保财产的范围。担保物权改革后，企业不仅能够将固定资产用于担保，存货、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也被划入了可担保财产的范围，使得企业运用可担保资产进行融资活动的操作空间更大，增加了其融资活动中的溢价能力，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第二，《物权法》完善了资产担保的程序与规定，降低了资产担保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存货等流动资产在作为担保财产的过程中，其财产的监督成本较高，如果缺少完善的法律制度规定，将无法发挥担保资产的作用。《物权法》通过完善程序与规定，有效解决了高监督成本的问题。担保品的质量与数量是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参考，《物权法》的颁布使得企业拥有可担保资产占比提升，资产风险水平越低，进而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此外，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的两种重要途径，也是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具体来源，自然也会受到担保物权改革的影响，债务融资成本与股权融资成本将对降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1：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担保物权改革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假设2a：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担保物权改革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假设2b：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担保物权改革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用2001—2007年（政策出台前）与2008—2018年（政策出台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来研究担保物权改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果，实证分析使用的上市公司特征数据与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在进行实证分析前，本文先对获得的初始数据进行如下预处理：（1）删除所有处于异常状态的上市公司样本，如ST或ST*等；（2）删除所有财务数据缺失或财务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样本，如固定资产为0等；（3）删除所有2006年之后上市以及2006—2007年退市的上市公司样本，以保证政策效果的准确识别。本文将处理后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以下与99%以上的缩尾处理，排除离群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最后本文获得2001—2018年共计908家上市公司15081个有效观测值。（二）识别策略为了考察《物权法》出台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果，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分析。该方法常被用于政策效果的评估，优势在于能够有效解决实证分析过程中互为因果与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估计造成的偏差。双重差分法的使用需要满足共同区间假设，即政策发生前后既存在处理组个体也存在控制组个体，以构造政策干预后处理组的反事实结果，得到政策干预的净效应。但《物权法》于2007年出台，面向所有企业个体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