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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兴学”及其影响——北纬30°的基础教育奇迹 摘要：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翁石室是中国地方政府开办官学的源头，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发祥地之一，对巴蜀学术文化繁荣、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形成、儒学成为封建国家意识形态做出了重大贡献。文翁石室有内涵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石室中学积极开展文翁兴学的研究，促进文化自信教育的落地生根。 北纬30°线贯穿四大文明古国，是一条神秘而又奇特的纬线，是世界上许多令人难解的自然及文明之谜所在。成都位于北纬30°线附近，公元前141年，文翁在此兴学，诞生了基础教育奇迹———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文翁兴学”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室中学传承文翁兴学精神，取得了成效。一、“文翁兴学”的背景及措施在“文翁兴学”前，汉初的蜀地经秦李冰父子开凿都江堰，“溉灌三郡，开稻田”，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随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尚不足以导致巴蜀文化的转型。在文教方面，与当时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及文化中心的齐鲁等地相比仍然落后。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地理限制。巴蜀偏居西南，处于崇山峻岭的环抱中，与外界隔绝，自成一体远离中国文化中心区域。蜀地为秦汉政府流放犯民的重要地方。二是民风独特。据《汉书·文党传》载：“蜀地僻陋，有蛮夷风。”蜀地受到氐、羌等部族的影响而形成的民风，其风俗制度、文化传统与中原地区差别很大。若用儒家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巴蜀仍属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与以儒雅之风著称的中原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三是秦的影响。从公元前316年秦兼并巴蜀地区开始，到汉景帝末年，其间约180年时间。巴蜀在秦国上百年的统治之下，长期熏染秦人重利轻义之风，亲于法而疏于儒。汉初承秦制，继续实行“吏师制度”，学校不存。汉代郡守乃地方大吏，集人、财、物、司法等责任和权力于一身。文翁既有崇高的威望，又是学校教育的行家里手，亲自参加校舍的修建、师资的培训、教学的安排等。文翁兴学的具体措施有：一是培养优秀师资。清代宋在诗在《锦江春院示诸生》一诗中写道：此地多贤哲，不才无足师。文翁从郡县小吏中选出聪敏有才干者，亲自担任教师，然后送往京城长安进一步深造，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学成后归蜀任教，培养了较强的教师队伍。二是精选教学内容。《华阳国志》记载，文翁选派张宽等人赴京师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学成归来后，在石室开设了同样的科目，教育内容仍是律令和儒家经典，传授“七经”（《诗》《书》《易》《礼》《春秋》之外另加《论语》《孝经》），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传授法律条令，以培养学生处理公务的能力。三是制定优待政策。文翁“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下县”即四郊之县，这些学生中除不少官吏子弟外，平民百姓子弟也在其中。西汉时期徭役繁多，包括兵役、劳役和杂役。为了让石室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学习，文翁免除了学生的徭役。四是培养实践能力。文翁处理政务时，即在正席旁边设偏席，让他们实习，以仿效正式官员断事办案；每次外出到属县考察，文翁也会带上一些较优秀的学生随行，帮助文翁传达政令，处理政务，在实践中使学生增长才干，使各地百姓看到认真读书的好处，进而使得郡中人人向学，甚至有人不惜出钱以求进“学官”学习。五是解决就业问题。文翁根据学员的学业成绩，分配不同的职位，“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学习成绩优秀者可在郡县担任官吏，学习成绩次的可以派到各乡管理基层民事。文翁还竭力举荐他们到朝廷做官，解决学生们学成之后的出路。如张叔等人学成而归，后被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营造“学而优则仕”的氛围，激励和诱导后来学子们向学。六是保障兴学经费。在当时办公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文翁对于兴学的开支却毫不含糊。如他极力压缩郡府开支，将省下来的钱购买蜀地特产送给长安的博士，作为酬谢，以使其能尽心地教授。二、“文翁兴学”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影响（一）“文翁兴学”对全国教育发展的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列选了中国古代教育家29人，其中“文翁”这一条目中写道：“中国西汉蜀郡太守，汉代郡县学的发轫者。”《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传》记载:“元朔五年，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也就是文翁石室创立17年之后，汉武帝很赞赏文翁兴学的做法，下令全国各郡兴办官学，推广蜀郡办教育的先进经验，以发展教育。地方官学从此由巴蜀逐步推广到全国，到东汉时终于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后汉书》）。文翁创办郡学的措施，不但为兴办地方官学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且有些措施此后不久为汉武帝创办的中央太学所借鉴，促进了太学的制度建设，如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为博士官置弟子，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