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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常态”下中国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认识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开始进行深度调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但也面临发展速度减缓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做出“新常态”的分析判断。工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曾达到60%以上。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需要对工业发展的新常态有准确的认识，明确新常态下工业发展的目标与战略任务以及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1、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期，工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递减，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产能过剩是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主要是由于工业发展的内外条件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分析中国近十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早在2002年前后，中国工业发展就已经出现质变的特征，从2001年至2009年，中国工业与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2010年以后，工业的规模和增速均落后于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引擎由工业转到服务业。工业的主体地位变化是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一个重要特征，其主要原因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升级，从生存资料消费向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源消费转变，具体表现为以食品、衣物及家庭设备的消费支出比重下降，交通和信息、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消费的增加。结构转换带来的负产品就是产能过剩。2005年前后，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存在于钢铁、水泥、有色、煤化工、平板玻璃等传统行业，当前产能过剩已基本扩大到一些新兴产业。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看，已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说明中国存在的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过度竞争，企业员工下岗等一系列问题。这是我国新常态下工业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萎缩致使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度回落，工业发展速度持续下跌。但我国继续剌激工业投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占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的比重自2004年一直保持上升趋势，由26%上升到38.3%。这种逆周期调控的结果是工业的投资效益系数下降，形成更多的过剩产能。发达国家为了缓解国内工业发展的压力和矛盾，在推进结构转换的同时，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虽然也强调企业“走出去”，但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以采矿业为主，采矿业占全部对外投资的23%。制造业对外投资只占7%左右，增长低于各行业平均水平。我国要加快出台鼓励制造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提高制造业建设投资的技术标准，要禁止低水平复重建设。 　　2、全球化的红利减弱，我国要调整工业发展战略思路，从国际市场的低成本竞争转向国内市场的差别化竞争。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世界发达经济体在信息、通讯、生物医药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实现了长达20余年的高速稳定发展。通过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创新，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建立建全了工业生产体系，为国民经济创造了大量财富。在较短时间内中国就成为世界工业大国，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的奇迹。 　　但是2007年金融海啸冲击下，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深陷危机，经济增长至今在低水平上波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大幅度下降。2010年后，我国终结了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持续30多年两位数的增长态势，2012年和2013年增速只有7%和8%。 　　针对上述情况，我国要调整工业发展战略思路，从国际市场的低成本竞争转向国内市场的差别化竞争。我国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消费市场。近年来，尽管有经济增速放缓和收入预期调整等因素影响，我国消费需求仍表现相当的刚性增长。在城市化带动更多经济资源和消费活动移向城市的情况下，农村消费增长仍快于城市，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增长快于东部，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明显，电子商务等新型商务模式扩大了工业市场销售范围，2014年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59.9%。国内不断扩大消费市场，是我国工业摆脱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的有利条件，我国工业要通过产品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推进商业模式的创新等开发国内市场这个大金矿，以国内消费需求的平稳增长和结构高级化带动产业发展。 　　3、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我国经济追赶效应下降，经济发展要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要从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济全球化和参与产业的国际分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就是把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扩大本国高收益环节的生产制造能力和获利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要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对接，提高本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加快本国的经济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则意味着获得更多收益，这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追赶效应和红利。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振兴本国经济，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结构调整，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制造业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