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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书》对人性的理解与当时政治需要 摘要：作为西周时代的重要典籍，《逸周书》提出了“丑命生德”这一命题，把对人性的理解和对政治的讨论结合了起来。《逸周书》认为人天赋本性的主要内容是乐生恶死的欲望，为了防止人对满足欲望的过度追求而导致的恶行，就必须依靠君王的教化。君王若想有效地实施这种教化，就要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确立法度。法度的确立不只是政治上的实践技艺，它必须依靠君王以己度人的德性才能实现。这种对君王德性的强调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息息相关。殷周之变后周王朝通过宗法制的建立扩大了王权，“丑命生德”便是在理论上证明王权合法性的代表观点。 一直以来，学界对《逸周书》的态度可以说不无吊诡：一方面，几乎所有研究它的人都强调这是一本关于西周政治、文化的重要典籍一、天生丑命《逸周书》中关于性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度训解》《命训解》和《常训解》这三篇。《逸周书·周书序》对这三篇的介绍是：“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作《度训》。殷人作教，民不知极，将明道极以移其俗，作《命训》。纣作淫乱，民散无性习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训》。”《逸周书》正文七十篇，除去有目无文的十一篇，其中绝大部分内容记载的都是治国纲领、用兵之道、君王言行等历史性的内容。而从《度训解》《命训解》《常训解》被安排在全书最先三篇这一点看，编撰者似乎有意突出《逸周书》的思想性内容。据黄怀信先生的考证，这三篇成书年代不晚于鲁襄公时期（公元前572年）对于人性生成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命训解》中，其开篇便给出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德正之以祸福，立明王以顺之。”这一段话道出了人们天生有两个层次的特质：一个是丑，一个是乐生恶死。对于“丑”字，大概有三种解释：潘振直接释之为“恶”，这是说人生而无德；陈逢衡注之为“耻”，这是说人生而不知羞耻；唐大云解之为“类”，即善恶之分，这是说人生而不辨善恶在人本性的两个层次中，丑是善的缺乏，乐生恶死是欲望的束缚。后者比前者更加根本，因为缺乏善只是说人在行恶的过程中没有道德情感来作为自我约束的机制，但束缚于欲望却道出人不是为了行恶而行恶，人行恶的根本原因在于需要满足自己天生的需要。《度训解》中有一段话就说明了人追求欲望满足与行恶之间的关系：“凡民生而有好有恶，小得其所好则喜，大得其所好则乐，小遭其所恶则忧，大遭其所恶则哀。然凡民之所好恶，生物是好，死物是恶。民至有好而不让，不从其所好，必犯法，无以事上。民至有恶不让，不去其所恶，必犯法，无以事上。”在这种设定之下，人的本性不仅拥有天赋的不足，而且这种不足也将在后天中继续持续下去。换句话说，在《逸周书》的描述中，我们没有看到人具有自我革新、主动行善的内在动力，所以如果想避免人去作恶，就必须外在地找到某种积极性的要素。这个要素就是君王统治下社会制度的建立。这也便是《常训解》中所说的“好恶生变，变习生常，常则生丑，丑命生德。明王于是生政以正之”二、持度生德在《命训解》开篇的总体判断中，我们其实已经能够了解到，能教化百姓的明王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在《度训解》中，我们可以看到明王治理人民的关键是对“度”的掌握：“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爵以明等极，极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顺政。政以内□。□□自迩，弥兴自远。远迩备极，终也□微。补在□□，分微在明。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乐，知乐以知哀。知哀以知德（慧），内外以知人。”在《命训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为政者掌握“度”的具体表现：“抚之以惠，和之以均；敛之以哀，娱之以乐；慎之以礼，教之以艺；震之以政，动之以事；劝之以赏，畏之以罚；临之以忠，行之以权。权不法，忠不忠；罚不服，赏不从劳；事不震，政不成；艺不淫，礼有时；乐不满，哀不至；均不壹，惠不忍人。凡此，牧（物）攘之属也。”至此我们可以知道，对“度”的把握不是仅仅依靠政治上的统治技艺就能完成的。但如果人们天赋的本性缺陷需要君王的教化才能补足，而君王又依靠什么要素来保证社会制度实施的正当性呢？答案就是“德”。比如在《酆保解》中，周公旦对武王说：“商为无道，弃德刑范，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诸侯，莫大之纲福其亡，亡人惟庸。”在把“德”作为君王政治实践的正当性的关键之后，最后一个在理论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人们服从贤明君王的德治的可能性做出说明。我们已经知道，人的本性中天生就具有向欲望妥协的危险，为了不至于过分地追求欲望的满足而行恶，必须依靠君王的教化。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人性本“丑”，即不知羞耻、不辨是非，那么君王的教化如何正确地传达到人的心中呢？对于贤明的施政者来说，奖赏与刑法显然都不是最好的手段，因为《逸周书》特别强调君主对人民的统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而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