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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与精准扶贫: 兼论塘约道路的启示 张慧鹏 “精英俘获”是以往扶贫开发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家投入农村的大量扶贫资源都被各类精英垄断，无法到达真正的贫困户手中。精准扶贫的目的就是要克服精英俘获，但在当前的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扶贫部门仍然严重依赖乡村社会精英来完成任务指标，扶贫再次异化成为扶大户。精准扶贫实践中的种种乱象折射出国家基层治理的困境，根源在于分田到户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瓦解，村社共同体解体，国家直接面对数量庞大又高度分散的个体农户，交易成本过高。去组织化的农民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单打独斗，也很难获得成功。只有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能彻底摆脱贫困。贵州塘约的经验表明，新时期农村的再集体化，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可能性。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政府在农村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从总体上看，我国扶贫开发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然而，我国扶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包括严重依赖外部资源输入，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内生发展能力始终没有培育起来，扶贫资源被社区中的各类精英群体俘获，难以到达真正的贫困户手中，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当前新一轮扶贫攻坚突出“精准扶贫”，提出要把扶贫对象精准到户，因人因户施策，确保实现真扶贫和扶真贫。精准扶贫的理念是先进的，实践中落实情况如何，能否克服以往扶贫模式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的一些乱象 近两年，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持续关注农村社会治理和精准扶贫问题。2016年，课题组先后前往吕梁山区、大别山区、武陵山区等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对当前的扶贫开发实施情况进行实地调研。课题组进村入户，实地了解农村的贫困状况，访谈基层干部和贫困群众，了解致贫原因、扶贫措施和扶贫效果。调研发现，在当前的精准扶贫实践中，各地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各地的精准扶贫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乱象，值得高度关注。 1．扶贫对象难以精准到户，贫困户认定过程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以往的扶贫开发通常是以县和村为单位，因此有贫困县、贫困村的说法。而此轮扶贫，对象需要精确到户，这是前所未有过的。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是精准确定贫困户。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的确定，是统计部门根据国家贫困标准，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估算的。而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贫困户的具体认定，则由县乡两级政府扶贫部门和村委会进行识别。各地贫困户的认定都有明确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序，通常按照“农户申请、村民小组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核查公示、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公示、县扶贫办复审公告”的流程进行识别，即“两公示一公告”。虽然标准和程序都已经明确，可在现实生活中，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仍然存在很大困难。一是因为居民的收入来源多、杂、小，财产状况不透明，家庭真实贫困程度难以准确确定;二是由于贫困人口数量多，基层干部需要进村入户核实的工作量很大，工作难以精细化;三是因为贫困户的收入状况是动态变化的，扶贫部门很难及时准确掌握变化情况。此轮精准扶贫中，基层扶贫干部除了入户核对收入之外，还采取了“四看”“五优先”“六进七不进”等方法对农户的家庭状况进行直观判断①，但这些直观的指标很多时候并不能够准确反映家庭经济状况。除了客观指标上的困难以外，贫困户的认定也受到多种主观因素的影响。村干部在贫困户指标分配上拥有较大的裁量权。在调研中，一些基层扶贫干部坦言，贫困户的指标并不是给了那些最贫困的家庭，因为最贫困的家庭，往往是多种致贫因素叠加在一起，脱贫的难度很大，如果被评为贫困户，到最后无法如期实现脱贫，就意味着当地整个扶贫任务没有完成，这是各级政府和干部都无法承受的后果。因此，基层干部在政策实践中更愿意帮扶那些比较容易脱贫的贫困户。由于贫困户的政策“含金量”很高，农民争相申请贫困户资格，贫困富裕程度相差不大的农民，有的家庭被评上“贫困户”，有些没有被评上，没有被评上的难免产生心里落差，对干部心存不满，也会破坏农村社会的团结。 2．多数产业扶贫项目流于形式，未能与当地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扶贫是硬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地方政府把精准扶贫作为一项政绩工程，目标层层加码，扶贫干部承担着很大的压力。这些上级政府派下来的扶贫干部，与当地并没有有机的联系，与贫困群众并没有深厚的感情，扶贫干部的工作任务被量化成各项指标，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各项考核指标。至于扶贫工作长远的效果，并不是扶贫干部关心的主要内容，也无暇顾及。很多地方的扶贫干部在没有摸清当地实际情况，没有调查群众意见，没有进行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单凭一腔热情就盲目上马项目，以求短期内作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这样的扶贫项目，出发点就是应付上级检查，做给领导看，自然不会有好的实际效果。而普通村民，特别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