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神话记忆.docVIP

20世纪文学神话记忆 神话是早期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产物，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统，“神话传统仍是民族意识之富有生命力的始基，甚至同一神话情节的反复迭用，首先是种种民族传统及民族生活模式的稳定性之象征”。［１］（Ｐ３１８）这一稳定性象征不仅凝结成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并以“原型”方式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哲学、宗教、习俗信仰等，就文学而言，神话与神话思维为后世作家营构文学世界提供了富饶的创作素材与多样的表现手法。世界各民族文学中，都留存着大量的神话记忆，这也是２０世纪各种现代神话学理论，尤其是“神话－原型批评”在文学批评领域兴起并产生全球性影响的直接原因。以此来审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神话也一直未曾远离过文学的视野，它始终如一股潜隐的暗流，不时地激荡着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灵感，从新文学发生与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的神化英雄倾向，以至于寻根文学的传统复归，神话或神话原型便如影相随，成为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记忆。 一、文化基因与文学发酵：神话记忆的多元因素 神话作为人类的原初文化，具有民族文化的基因性和文学的发酵性。文学的神话记忆，指的就是神话基因在文学上的发酵，它是作家唤醒储存于心中的神话积累和知识经验并应用于创作中，使作品呈现出或隐或显的神话元素。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神话记忆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社会变革与文学思潮等各种关系相互交织下错综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述，是作家有意识追求和自觉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基因在文学领域的特殊表现。早在新文学诞生期，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就对神话情有独钟，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周作人的《神话的趣味》、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初探》、闻一多的《神仙考》等，他们从各自的观念与学术立场出发，阐释了中国神话的起源、特征、内容及其演变，肯定了神话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态与原始精神、民族信仰习俗的关系，尤其是茅盾的神话研究，以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神话在人类文明与文化传承中的意义价值，初步建立了中国现代神话的理论体系。尽管他们的神话研究是得到了西方神话的启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将神话推向作家创作视野的动力作用。如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多次提到他对《山海经》中神话形象的喜好，并认为“真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即“无名氏文学”“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２］（Ｐ１００）这种对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因素的积极肯定，表现了新文学作家创作的神话传统返顾意识。事实上，“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创作中神话复活的第一次高峰，许多作家不仅有鲜明的神话观，而且还巧妙地学习和改造神话形式，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政治思想主张服务，鲁迅的《故事新编》和郭沫若的《女神》便是其中的代表。虽然新文学产生于外来文化的碰撞中，但也始终无法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一旦当作家试图从传统中寻求灵感与寄托时，神话的文化基因性就不自觉地流溢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作家创作的原动力。中国作家对民族传统与民间文学的有意识接近是刺激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神话复活的另一个主要因素。“五四”时期，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胡适等人对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极为重视，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专门创刊了《歌谣》周刊，其中收集了《孟姜女故事的歌曲》。周作人的“三童”（《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采录了许多童话中的神话因子，较为系统地体现了将古老民间文学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努力。闻一多以学者的严谨剖析了《诗经》等古代歌谣的民俗学价值，以诗人的敏感触摸到“神话不只是一个文化力量，它显然也是一个记述。是记述，便有它文学的一方面。它往往包含以后成为史诗、传奇、悲剧等等的根苗。”［３］（Ｐ４３）揭示了神话所具有的诗性传统。而到了新时期寻根文学中，这种对民族传统的有意识接近更是达到了一个自觉而清醒的高度。贾平凹说：“我在商州每到一地，一是翻阅县志，二是观看戏曲演出，三是收集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四是寻找当地小吃，五是找机会参加一些红白喜事活动，这一切都渗透着当地的文化啊。”［４］可以说，重视民间文化和作为民间文化典型形态的神话传说，是２０世纪中国作家的主要创作传统之一。而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的一种寻根式叙述倾向，也使各种民间信仰和习俗描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神话印痕，如２０年代的“乡土小说”、三四十年代的“京派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山药蛋派”等等。最典型的是８０年代的寻根文学思潮。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期西方文化的大量植入和传统文化的失落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寻求民族文化之根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另一方面，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启发了中国作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返顾，韩少功《文学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