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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职产教结合挑战与路径 摘要：在国际化引领发展、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新时代”倡议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需求驱动红利的新背景下，我国高职迎来产教结合观念国际化转变、办学结构复杂化和政策跨国落实困难加大等新挑战。作为内生路径，需要打造新的理念和完善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作为外延路径，需要更新中国高职产教结合国际化品牌形象和落实产教结合共治理念，联通内生和外延路径以切实推进产教合作的跨国运作。 关键词：高职；产教结合；一带一路 我国高职教育经过30多年的探索，已经积累一定产教结合经验，中国已经从提倡“产教结合”发展到“产教融合”发展。高职创业教育尚未形成融入产学合作的人才培养机制，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融入度低、缺少产教融合背景下相关理论研究［1］。与此类似，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一方面，培养国际化人才需要高职产教结合的新探索和新思想；另一方面，要结合已有经验和当地特色，促进产业系统和教育系统互动并且成为协同的共同体。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产教结合”的新定义 传统意义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强调的“产教结合”拥有特定的内涵，表示产业与教育两部门相互依存、相互联结和相互渗透，相对于配合和联合，交互层次更高。并且在外延上相应有三层意思：一是表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上的产教结合。也就是教育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配合，统一规划，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二是办学体制上的产教结合。也就是教育部门、单位，与产业部门、单位优势互补，共同办学或者相互支持办学。三是教学体制上的产学结合。既要求学校教学过程与产业生产过程（经营或者服务）融合，统一安排，工作过程就是教学过程，反之亦然。所以，高职作为典型的职业教育形式，其产学结合的内涵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定位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高等性”。但是，鉴于“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家多、地域广、文化差异大和政治结构各不相同，“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产教结合显然具有许多新定义。这里特殊性既包括高职产教结合教育模式的特殊性，也包括多文化、多宗教、多政体和多国家等特殊性。原有产教结合内涵扩充，还会带来跨国政治的协商，跨国文化的交融，跨国学生和老师的相互理解。因此，便带上国际治理的蕴意，是跨国背景下的合作教育。以前合作教育是特殊的教育形式，将课堂学习与公共或者私营机构中有报酬的、有计划的和有监督的工作经历结合起来。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合作教育，是跨国公司和学校或者私营机构多文化、有规则和有效果的学习和工作经验结合起来。“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产教合作”具有复杂更为宽广的外延定义。“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产业合作”是跨国家、政府、文化和经济体而存在的。所以，从管理部门来说，既涉及多部门的合作，比如教育部、外交部和商务部等。从组织的过程来说，组织行为执行的时间变长，任务的传递路径和过程变得复杂。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高职“产教结合”带来新机遇 （一）新背景：切合国际化潮流引领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到来的3.0背景之下，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利益处于相互渗透、绞合和混血的状态，虽然矛盾难以避免，但更具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2］。这就要求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共同面向未来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正如欧洲许多国家所发展的欧盟职业资格框架体系，重视应用技术大学，重视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积极推动教育与现代产业体系，以及与实体经济相适应，实现技术技能积累。高职产教结合作为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相应的发展机遇也就是自然的结果。（二）新时代：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带来机会。首先，从政策发布可知中国政府努力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共同体的意愿。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制定顶层设计。2014年，“一带一路”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2月专项小组积极促进，一个月之后，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通知，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强烈意愿。其次，从理念层面而言，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文件可知，中国坚持秉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共享”与“共荣”的理念，扩大人文交流，加强人才培养，共同开创教育美好明天。由此，为创业型、创新型、复合型和职业型等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带来机会，也就为高职产业结合发展带来发展。从行动层面而言，仅仅从政府国企的对口人才培养就可管窥其力度。从自2014年起，中交集团开始实施“11711人才计划”，即在五年内培养100名企业领军人才、1000名青年骨干、7000名优秀项目管理人才、1万名骨干专业技术人才、1万名高技能人才［3］。（三）新条件：“一带一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