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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思想对我国道德建设的作用 摘要“：兼爱”思想是墨家的核心观点，它的提出是为维护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平民阶层的利益，与维护统治阶层利益的儒家“仁爱”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在当代，宣传“兼爱”思想有利于解决当前的道德危机问题，提高公民的道德修养，是我国进行道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墨子；兼爱；仁爱;道德建设 墨家作为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不可忽略的思想学派，其主要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儒、墨、道对于“爱”这个话题都有着自己的见解，而墨家的“兼爱”可谓是其中论述最深入、最系统的一家。“兼爱”思想在“尚贤“”尚同”“明鬼”等十项思想主张中占据最核心的地位，墨子试图通过“兼爱”来构建一个和谐统一的世界。 一、“兼爱”思想的提出 “兼爱”是墨家道德思想的核心观点，它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周朝初期统治阶级建立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自天子以下，层层分封，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政治结构。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人员，外人无法参与到国家的决策中来。至春秋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使得宗法制发生了剧烈的动荡。一方面，诸侯经过多年的积累军事实力大大增强，血缘无力再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固，诸侯国与周王室分庭抗礼，时有犯上作乱之行。旧的统治秩序面临崩溃，宗法政治关系濒临解体。战乱频发，且规模越来越大，小生产者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地位低微，更是处于艰难的困境。平民百姓没有庇护，过着食不果腹、寝不安席的生活。墨子观察社会现象，认为民不聊生、政治混乱的首要原因就是人们只知“自爱”而不知“兼爱”。因为天下之人都不相爱，所以才会发生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坑蒙拐骗的事，臣子犯上，诸侯窃国的起因也在于此。墨子找到社会弊病的源头之后，发现“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等等丑恶现象,都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的缘故。墨子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分析社会动乱的根源，将君臣、父子、诸大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归结为“不相爱”，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兼爱”。“兼爱”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爱人若爱己，二是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具体来说，就是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也就不会有不慈不孝、不忠不义的事情发生。 二、“兼爱”与“仁爱”的异同 在先秦诸多思想流派中,墨家能够独树一帜,成为与儒家并称的“显学”,两者基于“爱”建立起了各自的哲学体系，是有其共通之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各家学说争奇斗艳，呈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与道家的“无为不争”，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不同，儒家和墨家不约而同地将治理国家、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希望寄托在了“爱”上；在探寻人的本体依托和庇佑惩处方面又将人的道德理想与上天联系起来。”仁爱”与“兼爱”都是由“爱”而产生的美好品质。《论语?里仁》中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思是忠恕贯穿了孔子的思想体系，而忠恕指的就是“仁”，所以说“仁”就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忠和恕分别是爱人的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仁”。孔子之后，孟子更是将政治与“仁”联系在了一起，把“仁”的道德本性贯彻到治国方略中，更好地实现仁之爱人的本质。墨子的《兼爱》三篇，希望君主以兼爱施政，民众以兼爱相处，构建一个没有战争和欺骗的太平盛世。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子说“视人若己”，无论是“仁爱”还是“兼爱”，儒家和墨家都将爱作为为人处事的原则，试图通过将心比心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仁爱”和“兼爱”都将天作为佐证爱的依据，来证明爱的合理性、正当性。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和墨家将天视为宇宙间的最高存在和绝对权威。孔子认为上天主宰人的命运，安排人的贵贱和寿命，人们无法反抗也不能洞察天机，只能敬畏上天，那么以“仁爱”为道德原则修身治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墨子一边断言天志，认为上天存在意识，会对人的行为进行奖惩，一边又倡导非命，认为人的命运与自身行为有关，顺命就会有回报，所以遵循“兼爱”也就是顺应天命的法则。爱和天彰显了儒家和墨家的理论特色，突出了两者的共通点，但作为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他们对于爱的理解上还有不同之处。首先，对推崇爱的初衷不同。孔子所说的“仁爱”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是一种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爱。儒家是为仁而仁，不含其他目的，只是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是一种精神追求，具有道德完美主义者的倾向。墨子提倡“兼爱”则是出于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利己的物质欲望，而是一种大爱。墨子反对孔子将利和义完全对立起来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