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歌曲的探讨.docVIP

中国艺术歌曲的探讨 我似乎有一个完全正确的抽象之思———我的任何一个具体之思都可能是不完全正确的。中国艺术歌曲之思由此开始。 一思 中国艺术歌曲生成在“世界历史”时代:民族史向世界史跃迁，民族人向超民族人进动，民族音乐向超民族音乐升华，各民族先后进入文化撞击、交流、吞吐、融合，共建人类一元万象新文化、新文明、新艺术、新音乐的历史时代。青主曲、苏轼词的《大江东去》，黄自曲、龙七词的《玫瑰三愿》，赵元任曲、刘半农词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聂耳曲、许幸之词的《铁蹄下的歌女》，冼星海曲、光未然词的《黄河颂》，贺绿汀词曲的《秋水伊人》，萧友梅曲、易韦斋词的《问》，任光曲、安娥词的《渔光曲》，刘雪庵曲、潘孑农词的《长城谣》;《玛依拉》(玛依拉?夏姆斯托迪诺娃词曲、王洛宾配歌、丁善德配伴奏)，《岩口滴水》(罗宗贤曲，任萍、田川词)、《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瞿希贤曲、管桦词)、《打起手鼓唱起歌》(施光南曲、韩伟词)、《嘎哦丽泰》(新疆民歌、黎英海编曲);毛泽东词、李劫夫曲《蝶恋花?答李淑一》，刘聪曲、杜志学词的《故园恋》，钟立民曲、张藜、红曙词的《鼓浪屿之波》，敖昌群曲、苏阿芒词的《我爱你，中华》，徐沛东曲、张士燮词的《大森林的早晨》，丁善德根据新疆民歌编曲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罗忠镕曲的古诗十九首之一的《涉江采芙蓉》，周恩来诗、金湘曲的《雨中岚山》，以及倾心于艺术歌曲创作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尚德义和陆在易的几本曲集中的《千年铁树开了花》(尚德义曲、王倬词)、《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尚德义曲、志同词)、《大漠之夜》(尚德义曲、邵永强词)、《向往西藏》(尚德义曲、邵永强词)、《祥林嫂》(尚德义曲、邵永强词);《祖国，慈祥的母亲》(陆在易曲、张鸿西词)、《彩云与鲜花》(陆在易曲、张鸿西词)、《最后一个梦》(陆在易曲、张鸿西词)、《望乡词》(陆在易曲、于右任词)、《我爱这土地》(陆在易曲、艾青词)等等，都是这个时代的超民族精华，新音乐明珠。中国几千年积淀起来的“诗言志，歌咏言”之“丰厚优美、广大精微”诗歌传统，“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的美学追求，“文以载道”“德音之谓乐”的艺术理念，“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高贵人格，“天下大同，四海兄弟”的社会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的道德情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境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沧桑感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纯美爱情，“俯仰天地，目送飞鸿”的潇洒意境，国破家亡而同仇敌忾，复兴中华而和谐人类的崇高情怀，都在这些艺术歌曲中涵超映化、诗乐和鸣。中国艺术歌曲虽然借鉴了西方艺术歌曲这一音乐体裁的美感形式方面的乐响结构规范，遵循了人声、琴韵、诗情并茂的和一理念，运用了在西方成熟的和声、复调、曲式等作曲手段，吸收了西方人本、人道、人文思想的精华，以及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顺便一提，十二音序列现代作曲技法之主题、逆行、倒影、逆行模式，在中国的易律学之“本、错、综、错”的运演范式中早有蕴含;艺术歌曲所常需的十二平均律钢琴也并非纯西洋乐器，其律制乃中国朱载堉1584年之发明应用，钢琴的制作工艺则为西方提供，公平地说，近现代十二平均律钢琴乃是中西音乐技术文化合璧之产物)，但中国杰出的艺术歌曲作家却并未“邯郸学步”，全盘西化，他们魂系中国文化之根，以不同的个性化方式，艰忍地、执着地在军事战乱、经济衰退、文化劫难、精神峻危、生活清贫中创造出存真、涵善、象美的作品，奉献于世，立于世界乐坛林，何其难能可贵!与西方作曲家相比，要取得相应的成就，面对炎凉世态，伪善官场，中国作曲家要付出更多的心神、毅力，忍受更深的艰辛、坎坷。 二思 歌声是诗吟与乐音之合一。是语义的乐意化与乐意的语义化。歌曲(包括艺术歌曲)是“文学与音乐的结合”吗?音乐中的声乐本身就内在的包含着诗词(文学)。诗词是声乐(歌曲)的必要组成部分。人类不是先分别创造了“文学”(诗词)与“音乐”(无词的器乐)作品，然后才将“文学”(诗词)与“音乐”(器乐)这两者结合起来构成声乐(歌曲)作品。声乐应当是人类最早的音乐，起始就内涵着“文学”，是“诗”与“曲”“合二而一”之“体’。后来才逐渐从“声乐”这音乐母体中分化出诗词(文学)艺术与器乐(所谓“纯音乐”)艺术，这两者在历史中相对独立、“一分为二”的长足发展，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就，然而诗词与器乐岂能不饮水思源，忘本脱根。依诗词谱曲是相当长历史阶段的中外常见音乐现象，但这诗词一旦与所谱之曲构成完整的歌曲作品之后，它们就成为“声乐”艺术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了(历史上也有为“曲”填词之现象，本文暂不论)。诗词在先，经谱曲后便生成歌曲的创作程序，似乎有所谓“文学”与“音乐”结合的假象，但本质上应当看成是“文学”(诗词)早以先在的、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