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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维度分析 一、战略目标：国家文化安全与公民文化权利的双重诉求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文化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现代化事业中战略地位的确立，一方面源于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需要；另一方面源于社会全面进步中对维护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响应。在全球范围内，文化变革与文化竞争正在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全球化而今已成为“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生活中许多领域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2]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而且也越来越多的指向文化领域，文化成为一国重要的软实力而成为综合国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捍卫国家文化主权不仅事关文化的独立性，而且关系到一国的政治主权和独立地位。“文化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对本国文化拥有的最高权和独立权，其核心是民族文化的独立存在权和发展权。国家文化主权的完整存在将为文化安全提供权力支持和政治保证。[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硬实力得到较大提升，但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国家软实力未能取得同步发展，“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中国性(Chineseness)”，即存在“自性危机(IdentityCrisis)”。[4]相对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相对隐形，但却事关重大。这是因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重要思想基础，从深层上影响着国民的精神和灵魂。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精神支柱坍塌、文化阵地丧失、意识形态失控，社会成员的价值规范就会陷入混乱，国家安全就无法保障。[5]而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排挤”战略的挑战，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隐忧。从全球文化竞争的格局和态势来看，中国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表现在中国还不是文化生产大国，参与全球文化竞争的实力不济，文化输出的能力不足；表现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行销模式，中国尚未建立一套相应的“软实力”制约机制，文化竞争的反制能力薄弱。中国应当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审视文化发展，采取有效手段保护自己的文化产品、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坚决抵制和防范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构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说：“今天世界上……进步再也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术。一句话，我们正在走向更加全面理解进步的时代”。[6]文化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方式提供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意义和根本动力。文化需要是人的一种内在的普遍的需要，是民生的重要内容，是人幸福快乐的重要标志。文化由生活在特定时代中的人所创造，也必须服务于特定时代的人。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是当代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文化权利是继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之后，公民权的又一项重要的内容。这种新的解释是基于托马斯?H?马歇尔（ThomasH.Marshall）1964年对公民身份所建立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权利解释框架。公民文化权利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二是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三是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四是文化创作成果得到保护的权利。[7]中国从生存型、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小康型社会的全面转型，使人的文化需求得到极大释放；而伴随着社会民主的进步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文化权益也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能不能保障好、实现好人的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建设的成果，成为执政党文化自觉、责任担当的重要方面。基于对公民文化权利的确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政府切实担负起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责任，始终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引导文艺工 二、战略意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最早提出的概念，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9]“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反映了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高度重视和科学认知，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和深刻反思。从本质上来说，文化自觉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对人及其文化存在状态、现实使命、未来走向的自觉。文化自觉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又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