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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新闻报道批评话语综述 批评话语分析(CDA)作为一种全新的话语分析模式主要是研究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权力的滥用和社会的不平等是如何通过语篇来建立、再生和颠覆的［1］。批评话语分析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把语篇的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有机的结合起来，它不是单纯为语言分析而对语篇进行语言层面的分析，语言分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揭示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意义。目前，批评话语分析主要关注大众语篇，其中，新闻语篇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新闻机构一贯标榜自己的新闻报道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对新闻语篇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范戴克(VanDijk)主要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研究种族歧视和权力的滥用是如何通过语篇来再生的。辛斌(2006)比较分析了《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的转述方式和消息来源，赖彦(2009)从互文性的角度对新闻标题话语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揭示了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性与社会意识形态意义的关系。本文以2010年9月发生在钓鱼岛附近的中日撞船事件中美报刊相关的新闻报道为语料，通过对比分析《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此次事件的新闻报道来揭示隐藏在语篇背后的权利、意识形态以及分析总结语篇的生成者在语言系统中策略性的、有意识的选择使用哪些突出的语言形式和结构来再生和颠覆意识形态。 一、中日撞船事件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菲尔克拉夫认为任何话语都应该同时被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以及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2］。相应的，话语分析应该从三个向度展开:描写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阐释语篇与它生成、传播和接受交际过程之间的关系，解释话语实践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3］。下图是菲尔克劳夫提出的三维话语分析模式: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和日本的巡逻艇在钓鱼岛海域附近发生两次碰撞，国内外新闻媒体纷纷对中日撞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本文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分别选取10篇相关新闻报道。下面以菲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模式为理论框架从词汇分类、转述方式两个方面对中日撞船事件新闻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试图揭示其中隐藏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意义。 (一)词汇分类 词汇是人们用来建构和反映对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经验最基本的语法手段。范戴克认为通过考察新闻语篇中使用的词汇可以揭示其中隐藏的观点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结构是以“我们(WE)”和“他们(THEM)”这两个对立集团为特征和区分的，范戴克通过研究发现语篇的生成者在语篇中使用的一个总的策略，并把它称之为“意识形态矩阵(ideologicalsquare)［5］”，包括(1)突出强调“我们”好的行为或优秀品质;(2)突出强调“他们”不好的行为或恶劣品质;(3)淡化或弱化“我们”不好的行为或恶劣品质;(4)淡化或弱化“他们”好的行为或优秀品质。下面是《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钓鱼岛的归属权的描述:《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使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钓鱼岛的归属权，《中国日报》认为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而《纽约时报》质疑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认为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存在着“领土争端”，“长期以来的争端”，即使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也只是claim，claim的意思是“宣称或声称”，声称的往往并不代表事实，可以被对方否定。中国政府可以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日方也可以发表与之争锋相对的声称。《纽约时报》认为钓鱼岛事实上是被日本控制(controlledbyJapan)，“控制”和“声称”内涵不同，“控制”意味着“事实”，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声称)。因此，《纽约时报》认为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描述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下面是《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描写所使用的词汇:《中国日报》对“我们”的描述全是积极的，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严正的”和“公正的”，“严正”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以及对被日方逮捕的中国渔民的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关注。“公正”表明中国政府要求日方立即无条件的释放被捕的中国渔民的做法是合理的。中国政府采取“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中日冲突，中国政府把“中日两国的友谊放在第一位”等。相反，《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报道都是负面的，比如:指责中国政府是一个不讲民主的政府，中国政府“只允许小规模的抗议和游行”。中国政府加剧了对日本的“恐吓”，中国“恃强凌弱(bullying)”。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纽约时报》将此曲解为中国比日本强大，中国以大欺小，企图破坏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并把中国人民称作“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把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称之为“反日情绪”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