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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英文传播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60年至1931年间在上海开设的美华书馆(The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印刷、出版机构之一。其刊行的几十种关于自然科学的中文书籍，在晚清“西学东渐”进程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已为学界所认可。［1］同时，书馆还出版了大量中国主题的英文著述。这些出版物使美华书馆成为继英国伦敦会的墨海书馆之后又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 一、美华书馆的沿革及其英文出版物概况 1844年2月23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澳门设立“澳门美国长老会印刷所华英校书房”(MacaoPresbyterianMissionPress)，次年7月迁往宁波，9月1日开业，改称“华花圣经书房”(TheChineseandAmericanHolyClassicBookEstablish-ment)。1860年，时任书房负责人的姜别利(W．Gamble，1858－1869在任)“认识到上海作为商业中心和福音派新教会活动中心而具有重要地位”，“本能地期望事半功倍地在中国的心脏播种福音”。［2］(P177)再由于上海之于宁波还拥有购买印刷所需原材料以及向各地寄发书籍和小册子的便利，便在年底将书房迁入上海，易名美华书馆。①随后，由于美华书馆在印刷技术上应用了姜别利的两项杰出发明———用电镀法制造汉字字模及元宝式排字架，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和效率，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最先进的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印刷机构，并取代了墨海书馆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最主要的出版印刷机构，在上海出版界长期居于垄断地位。除中文出版物外，据笔者统计，美华书馆曾出版了407种英文书籍(包括修订本和重印本)，②其中与中国相关者达390种之多。这390种书籍，大致可分为4类:1.宗教及教务类，有113种，包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教会所属机构的报告、传教情况的统计及传教士的传记等，如伟烈亚力的《在华新教传教士:著作与生平》(A．Wy-lie，MemorialsofProtestantMissionariestotheChi-nese:givingalistoftheirpublications，andobituarynoticesofthedeceased，1867)。2.语言类，有161种，包括汉语教材和各种词典，不仅有官话，还涉及众多方言，如艾约瑟的《上海话语法》(J．Ed-kins，AGrammaroftheShanghaiDialect，1868)、狄考文的《官话类编》(C．W．Mateer，ACourseofMandarinLessons，BasedonIdiom，1892)。3.文化类，有101种，基本是西方人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对中国历史、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的研究著作，如麦克开拉启的《易经》(T．McClatchie，ATranslationoftheConfucianYihKingorthe“ClassicofChange，”1876)、麦嘉温的《中国史》(J．Macgowan，AHistoryofChinafromtheEarliestDaysDowntothePresent，1897)。4.杂类，有15种，主要是一些售书书目、政治文件的译文等。图1反映了美华书馆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西文书籍的内容构成比例:此外，美华书馆还为各宣教会、教育机构或其他组织出版了不下10种英文刊物，最著名者当属《教务杂志》(TheChineseRecorderandMissionaryJournal)。从这些英文出版物可以看出，美华书馆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亦从事着把中国文化向西方输出的事业。而其中涉及中国文学的著述与其他在华刊行的英文出版物相比，从编撰体例到论述视角尤具特色，具体体现在汉语读本的编撰、辞典中的中国文学条目以及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小说的评价上。 二、汉语读本的编撰 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语言问题首当其冲。西人对汉语的热情于明清之际和晚清形成两次高潮，［3］并编撰了许多汉语词典和读本。前一阶段以早期耶稣会士为代表，多注重书面文言。19世纪以来，出于外交和通商需要，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汉语教学和研究对象也从书面文言逐步转向口语白话。入选汉语读本的范文也逐渐以小说戏曲为主。这时的汉语读本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双语对照本，不仅有翻译，还用当时通行的白话对中文原文进行改写。这类读本以英国外交官禧在明(W．C．Hillier)所编的《华英文义津逮》第二卷(TheChineseLanguage:howtolearnit，1914)为代表。在这册读本中，禧在明将《聊斋志异》中《种梨》、《促织》、《骂鸭》等12篇小说改写为北方口语。为了让汉语初学者能更好地理解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