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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治疗支气管哮喘分析 摘要:古代医家治疗哮喘最常用的药物为麻黄，应用时多“去上沫”，现代研究发现，“上沫”中含有大量麻黄碱，“去上沫”后可以减缓麻黄发汗解表之力，更适于哮喘的治疗。历代医家根据哮喘的病因病机，创立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如小青龙汤、参苏止咳方等。但也存在煎煮不便、成分复杂、靶点不明等缺点。而西药给药便捷，作用机制明确，但亦存在诸多副作用。所以应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应借鉴现代医学手段，加大对给药途径、作用机制、中药单体、复合制剂的研究。借鉴现代医学疾病量化标准，将中医证候量化，实现精准辨证、精准用药，为治疗哮喘提供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支气管哮喘;从痰饮论治;麻黄;中西医结合 哮喘是以慢性气道炎症为特征的一种异质性疾病，主要症状有喘息、气短、胸闷、咳嗽等，同时具有可变性呼吸气流受限［1］。全球哮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球哮喘患者约有3亿，临床患病率约为4.5%。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哮喘患者约有3000万，临床患病率为1．42%［2］，14岁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为1．24%［3］，且哮喘患病率较过去明显增加［4－5］。笔者总结古今各医家对哮喘的认识，论述中医药在防治哮喘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临床防治哮喘提供思路与方法。 1理论溯源 《黄帝内经》中有“喘鸣”“喘喝”“喘呼”“喘鸣肩息”等症状的记载，与现代医学哮喘的典型临床表现一致。《黄帝内经》认为，阴阳失和是哮喘的核心病机，《素问?太阴阳明论》言:“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素问?阴阳别论》言:“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东汉末年，张仲景在继承《黄帝内经》理论的基础上，对哮喘症状的描述更加完善，并提出相应的治则和方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中，将哮喘发作的患者称之为“喘家”，提出用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射干麻黄汤等治疗。张仲景认为，外邪侵犯可致哮喘，患者可有“喉中水鸡声”，这与现代医学之哮喘发作症状一致。在《金匮要略》中，张仲景系统阐述了痰饮理论，如伏饮、留饮，至今仍对正确辨识呼吸道慢性疾病有指导意义。张仲景描述的哮喘患者易出现“背寒冷如手大”，切合现代临床情况，也是现代从痰饮论治哮喘的理论基础。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称哮喘为:“上气鸣息”“呷嗽”，并明确指出:“上气鸣息”是因“邪乘于肺……肺管不利，不利则气道涩，故气上喘逆，鸣息不通”。“呷嗽”是“嗽则气动于痰，上搏咽喉之间，痰气相击，随嗽动息，呼呷有声”。指出外邪侵袭，与痰相合，使肺管咽喉不利，肺气宣降失职，肺气上逆而发出声音。治疗上应加用消痰破饮之品。《丹溪心法》首次提出哮喘，强调痰浊是哮喘的重要病理因素，并将疾病分为未发、既发不同阶段，提出“未发以扶正气为主，既发以攻邪气为先”。治疗时，因肺为娇脏，则用药应选用“薄滋味”之品，专主于“痰”。明代《医学正传》中初次将哮与喘分开论述，指出“哮以声响名，喘以气息言”，同时明确哮即“喘促喉中如水鸡声者”。《景岳全书》提出“夙根”论，指出哮病的反复发作与“夙根”有密切关系，“哮有夙根，遇寒既发，或遇劳既发者，亦名哮喘。”将未发、已发不同阶段的治法具体化:扶正气者须辨阴阳，攻邪气者须分微甚。到清代，医家对于哮喘的认识更加详细具体，这对现代哮喘的治疗有重大指导意义。总之，哮喘病机可总结为:“内有壅塞之气;外有非时之感;膈有胶固之痰。”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与中医学相互交融，取长补短，中西医结合治疗哮喘已成为我国独有的优势。 2症状与证候 支气管哮喘是以反复发作的喘息和带有哮鸣音的呼吸困难为典型症状［1］，与中医学描述的哮喘症状高度一致，但是由于发病机制不同及个体化的差异，临床实际存在多种类型的哮喘。1979年，美国学者Corrao等发现了咳嗽变异性哮喘，该类型以顽固性咳嗽为唯一症状，存在气道高反应且支气管扩张药物治疗有效［6］;我国科学家首次在国际上提出胸闷变异性哮喘，特点是以胸闷为主要症状［7］;钟南山院士及其团队提出了隐匿性哮喘，该类型无典型症状，而肺功能及支气管激发、舒张试验阳性，后经随访发现，14%～58%患者可发展为典型哮喘［8］。需强调的是，隐匿性哮喘因其症状轻微易被忽略，临床诊断率不高，但是从中医角度论治则有较大优势，结合中医体质学可以发现该病的高危人群，根据“治未病”理论，对其加以干预，则可以延缓发展或者不发展为典型哮喘，这对隐匿性哮喘的诊治有重大意义［9］。中西医背景不同，但对于哮喘症状的认识有相通之处，如“喘息”“喘鸣”，这在历史文献认识里已有相关论述。随着现代对哮喘研究的深入，提出哮喘不但是呼吸道的疾病，其本质还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过敏性鼻炎与哮喘之间存在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