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研究.docVIP

乡镇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研究 使用问题性网络使用（ProblematicInternetUse，PIU）是指对个体的心理、行为和生活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的网络行为[1-2]。研究显示，青少年是问题性网络使用的主要群体[3]，值得注意的是留守儿童群体尤为严重[4]。实证研究表明，相对普通儿童而言，问题性网络使用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危害更为严重[5]。在众多影响因素中，负性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心理社会应激源，是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重要风险因素[6]，且这一外部因素是通过影响内部因素进而影响青少年问题性网络的使用[7]，因此，非常有必要探讨其内部因素的中介作用。文献回顾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可能是二者关系间重要的中介变量[8]。如赵燕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在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健康状况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9]；任心宇研究表明同伴关系可以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大学生网络成瘾[10]。本研究以湖北省XX市周边乡镇地区普通中小学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负性生活事件与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关系，以及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笔者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湖北省XX市留守儿童较多的乡镇地区公办中小学六至八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20份（100%），统计分析时剔除多选、漏选、填写不完整等废卷，获得有效问卷1065份（95.1％）。以“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且持续时间超过半年或以上”为标准[11]，筛得留守儿童396人（占37.2%），其中，单留守儿童（父母仅一方外出务工）226人，双留守儿童（父母均外出务工）170人；男生217人，女生179人；六年级105人，七年级164人，八年级127人；平均龄为12.21岁（SD=0.99）。（二）方法。在征得学校领导、任课教师和学生的知情同意后，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和所调查学校的实习教师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施测前宣读统一的指导语，所有学生明白后开始施测，作答完毕现场收回问卷并致谢。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量表采用刘贤臣编制的负性生活事件量表[12]，该量表由27个题项构成，具有6个维度，采用0～5计分，0表示“未发生”，5表示“极重”，各项目和即为总分，总分越高，说明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64。核心自我评价问卷采用国内学者杜建政，张翔和赵燕（2012）修订、由Judge等编制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SES）[13]，该量表共10个项目，5级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说明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79。问题性网络使用量表采用杨玉凤等修订的戴维斯在线认知量表中文版[14]，该问卷由36个题项构成，具有4个维度，采用七级评分。各项目和即为总分，总分越高，说明个体对网络依赖程度越深。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42。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二、结果 （一）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的关系。问题性网络使用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相关，问题性网络使用与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相关，具体如表1所示。（二）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检验。在检验之前，笔者先将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减小多重共线性。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性别之后，负性生活事件可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b=0.32，P 三、讨论 （一）留守儿童问题性网络使用与负性生活事件的关系。本研究发现，问题性网络使用与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相关，即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越严重，留守儿童越倾向于沉迷于网络。这和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如曹科岩对87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问题性网络使用[15]，黄曙杰等人通过对1520名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生活事件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显著正相关[16]；郝伶等人调查研究表明，网络成瘾倾向高的高职学生在人际关系、学习压力等方面的得分均高于网络成瘾倾向低分组得分[17]；丁道群等人对61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生活事件对网络成瘾倾向既有直接的作用，又可以通过网络情感支持间接影响网络成瘾倾向[18]。笔者认为，留守儿童缺少父母陪伴的家庭环境，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不能及时与父母沟通，缺乏有效地解决方法，因而更愿意通过网络来逃避现实。（二）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问题性网络使用关系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也就是说负性生活事件既可直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