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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优秀范文 范文一：文艺中国幻象的解构 摘 要：《奇遇》是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小说之一，评论者多将他的中国题材小说看作是对抗近代化的文学隐喻，而忽略了这类小说对于我们理解芥川的中国文化观的重要性。小说《奇遇》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深层解读这篇小说，考察芥川写这篇小说的文化语境以及与其中国之行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小说处在芥川“文艺中国”和“现实中国”的中国观的临界点，自此，预示着芥川对古典中国浪漫、神秘幻象的解构和颠覆，显示了芥川对中国既敬仰又睥睨的双重目光。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 文艺中国 现实中国 幻象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期的著名小说家，被日本文坛称之为短篇小说巨擘，其小说名作《罗生门》《鼻子》等作品，于1921年最先由鲁迅译介到中国，1927年，芥川自杀后，中国文坛还掀起了翻译芥川作品热，2001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芥川龙之介全集》五卷，芥川成为第一位在中国出版全集的日本作家。总观芥川的短篇小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芥川的小说有许多以中国为题材的，并且是以中国古典为蓝本的翻案小说。对于许多大正作家来说，中国文学是一件装饰性的衣裳，而对芥川龙之介来说，中国诗歌是“自己构筑的文学世界的相反的一极，是与扭曲的西洋那种近代相对峙的及其自觉的艺术”{1}日本文学评论家三好行雄。由此表明芥川将中国古典视为自己文学的支撑和价值观。芥川的“中国题材作品”以中国为舞台，借用中国的传奇故事抒发自己的心绪，并加以理性的诠释，与现代人的生活生出干系来，很好地体现了新思潮派的特点。中国文学给予芥川龙之介的影响，不仅是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也濡养了他东方文人的气质，可以说芥川是最熟稔中国文学的日本近代作家之一，以往的学者多将芥川视为东亚文学的一员，将他的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看作是对抗近代化的文学隐喻，而忽略了这类小说对于我们理解芥川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其中国观的重要性。其中一篇名为《奇遇》1921的小说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如果芥川的中国观以中国之行为分水岭的话，可以分为文艺中国和现实中国，而《奇遇》写在芥川中国之行的前夕，可以说是在二者的临界点上，自此预示着芥川对古典中国浪漫、神秘幻象的解构和颠覆。本文试图通过深层解读这篇小说，考察芥川写这篇小说的文化语境及其与中国之行的关联性，以期进一步认识芥川对中国既敬仰又睥睨的矛盾态度，以及中国之行对其中国观变迁的影响。 一、芥川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奇遇” 芥川龙之介是一位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濡养的文人作家，他自小在养父的家中长大，养父喜爱南画、俳句，颇具江户文人气质，芥川从少年起就喜爱读汉文学作品，他虽不懂汉文，但通过日文的译本阅读了《西游记》《水浒传》《剪灯新话》《新齐谐》《三国志》《聊斋志异》及其他汉诗文，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2}在芥川的“中国题材的作品群”中有九篇出自于中国古典文学。其中，《仙人》1915、《酒虫》1916、《掉头的故事》1917三篇取材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英雄之器》1917取材于《两汉通俗演义》;《尾生的信义》1919取材于《庄子·盗跖篇》;《黄粱梦》1917和《杜子春》1920分别取材于唐代传奇小说《枕中记》《杜子春》;《秋山图》1920取材于《瓯香馆集补遗画》;《奇遇》1921取材于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可以看出，芥川在选取中国题材再创作时，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取向，即对中国的传奇、志怪、神话故事感兴趣，而中国的历史事件几乎没有进入他的视野。{3}这是由芥川的创作本身的需要决定的，也是他借古喻今的写作策略。评论家们都注意到芥川的历史小说是借神话般的奇异事件，表现了对日本近代社会的思考，对普遍人性的哲学叩问。例如，《酒虫》取自于《聊斋志异》中的同名小说，其情节与原作基本相同，而在小说的结尾，芥川就蒲松龄所发的议论，“或曰：虫是刘之福，非刘之病，僧愚之以成其术。然欤否欤?”提供了三个正反合三个答案，指出“酒虫”就是刘氏之所以为刘氏的独特个性，杀死酒虫就是扼杀人的个性就等于扼杀人的生命。{4}芥川在《骨董羹》中对《聊斋志异》专有一评：“聊斋志异与剪灯新话一样，在中国小说中都是谈鬼说怪的。由青灯寒光所带来的怪异达到了极点，这是普遍为人所知的。然而作者蒲松龄不能勇敢面队朝廷，便借助牛鬼蛇神之谈讽刺朝廷的行为，有时为了本国的读者，不无遗憾而舍之。”{5}由此可见，芥川是很懂中国古代作家说鬼谈怪的别有用心，而他也很好地学用了这一写作策略，并用这些中国古典的阅读经历接通了现实人生。日本评论家吉田精一这样评价芥川的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几乎是扩大的解释，唯有文学的趣味性、故事的离奇性这一点是他的特色”。这类中国传奇、志怪类的小说既契合芥川的“野性的美”审美取向，又符合他表达自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