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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民间信仰文化保护与重塑 一、“非遗”语境下乡村民间信仰文化的新趋势 目前，在许多乡村民间信仰文化“非遗化”的过程中，乡村民间信仰文化作为乡村民俗特色和文化资源逐渐赢得了合法的身份，拓宽了社会生存空间。高丙中直言中国要使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得住脚，就必须先学会正面看待民间信仰［１］。可见民间信仰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现代语境下产生的文化概念，袁瑾认为它依托于国家各级相关文化部门或者公共组织的筛选和认定，选择“濒危”的民间信仰文化进行保护，其实质是国家权力对民间信仰文化发展的一种干预手段［２］。在中国历史上，民间信仰文化遭受危机，国家权力采取种种措施来应对危机的情形屡见不鲜，如帝王敕封、官员褒扬、建庙立嗣等都是类似的措施。杨诗琪在《中国民族报》上指出民间信仰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加快民间信仰的保护和传承速度［３］。民间信仰满足民众日常生活与生命需要，依附于村落社会文化的肌理，融合村落人民的衣食住行、社会经济、人文艺术等。通过进入各级非遗名录或在各级非遗名录的影响下，乡村民间信仰暂时规避了因其宗教属性而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困扰，其“传统性”“民俗性”“文化性”“地方性”特征得以彰显出来，从而使乡村民间信仰文化在不断自主变迁、整合重构中延续传承，重塑多元的生命文化系统。凡所谓文化，必定有它“传统的历史意义”和“生命之绵延精神”。“非遗”语境下的乡村民间信仰文化依托新的历史需求，孕育出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利共生的态势。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金字招牌也是一把双刃剑，它间接放大了现代性对乡村民间信仰文化的冲击，文化整合的过程潜在着解构的功能［４］。对于文化主体的身份诉求而言，袁瑾认为传统乡村生活场景逐渐消失，影响着当下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民间信仰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解读，仪式的意义日渐淡薄［１］。生活中“孤独的经济人”逐渐代替了“精神孤独的朝圣者”。在文化资本运作方面，在与民间信仰文化原生功利性崇拜动机不谋而合的现代性资本逻辑的强势统摄下，“民间信仰文化市场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张祝平指出民间信仰文化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时有发生，并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成为“形存而神失”的文化空壳［５］。对于国家权力而言，张祝平在《尴尬与选择：乡村传统庙会的现代性境遇》中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鲜明的国家在场使得民间信仰文化发展陷入国家进场而民众退场的尴尬境地［６］。对此，张晓艺、李向平以巫傩信仰为例，具体阐释一旦民间信仰的定义、理解及活动秩序被行政力量完全掌控，民间信仰将彻底异化而悬置于社会，无从挂靠［８］。因此“非遗”语境下的乡村民间信仰文化也需要不断反思、重塑。 二、“非遗”语境下樟湖民间信仰文化的多元兴盛 福建南平樟湖镇自建镇以来，其兴盛与乡村民间信仰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其本土特色经过时空造物的鬼斧神工，不断与闽越文化、中原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相融合，形成异彩纷呈的生命文化。１９９１年，为配合水口水库建设，樟湖镇成为最大移民集中区，但在当地村民和文化工作者的保护下，这些已经深深融入樟湖人文化基因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劫后重生，继续传承发展。目前樟湖基本上村村都有民间信仰，且都不止一种，各有特色。如果按照祭祀对象进行分类，目前樟湖民间信仰文化主要可以分为动物崇拜和神明崇拜。其中动物崇拜的范围很广，包括蛇、蛙、猴、龙、麻雀等。神明崇拜虽丰富，但多与蛇有关。主要有连公、张公、萧公、潘公尊王（潘公、倪公、王公）、临水夫人等。樟湖上坂“蛇王庙”始建于宋朝，庙内主祀蛇王连公；溪口村奉张圣君为蛙神，“蛙神庙”始建于元朝；高洲村潘公龙岗祖殿可追溯到唐朝；武步村武陵宫始建于宋，主祀临水夫人［８］。上坂“蛇崇拜”、溪口“蛙崇拜”民间信仰项目２００５年被列为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洲村潘公龙岗祖殿信俗２０１４年入选南平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步村武陵宫陈靖姑信俗２０１６年入选南平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足以见樟湖民间信仰文化之兴盛、类型之多元、历史之流长。近年来，这些民间信仰文化借由“非遗”这一东风，大都进行了大型修缮或扩建。“蛇王庙”附近为实现大型祭祀，建立了大型祭祀台及蛇文化风情园。２００９年蛇王庙参照闽越历史记载另外重塑了蛇王像，在庙中添加了许多蛇文化图腾和雕塑。“蛙神庙”则在附近建立了亲水步道及公园，公园处处都是蛙元素的雕塑，就连路灯也是用蛙元素进行装点。高洲龙岗祖殿由于信徒遍布尤溪、闽清、古田、建瓯等多个地市，吸引了无数善捐，以扩建新的潘公庙。新的高州潘公庙及办公楼，上下３层，可容纳千余人。同时“非遗”语境下的樟湖民间信仰通过开展大型民俗文化节活动吸引游客，扩大文化影响力和知名度。樟湖崇蛇文化节、崇蛙文化节、陈靖姑文化节都已连续举办了十多届，吸引了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