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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思维比较与科技刍议 本文 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 思维方式方法的产生离不开人类的生存环境。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的产生各自与自己所在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密切相关，也因此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方面的价值观念、心理特点等也各不相同。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各具特色：中国的思维方式特点是多向度的，立体性的，辐射四周的。西方的思维思维方式特点则具单线性和分析性的，是容易诱导出的，流线型的。分析发现认为，中式的思维方式特点是阴阳互补性的，而西方的思维方式特征为二元对立性。文化方面，宏观方面概括，中国文化是性理科学，西方文化是智性科学。体现在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方面也互为迥异。“中方是用心观察和认识世界，西方是用脑认识世界的”[1]。下面从两个具体方面加以比较。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注重通过感性经验，运用朴素的辩证思维，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在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认为客观外在世界是从混沌状态、虚空中演化。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的描述是粗线条的，是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和严格考察的，只是思维者们经过感性直观想象的。中国的典籍中大多探讨伦理、政治等问题，很少涉及科技方面的知识，以墨家、名家为代表的逻辑学派在历史的长河中昙花一现，虽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并未在社会中产生什么实际影响。《墨子》对科技知识稍有涉略，如“力，刑之所以奋也。法，所若而然也”[2]。但这些记述主要限于感性的层次内，是观察性的，是对力学、光学等某些现象的具体描述而非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没有形成更高层次的系统的理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观察，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3]，“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之也”[4]。另外还有少部分是关于顺应农时、不涸泽而鱼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3]这些论述通常是与人、与治理国家混杂在一起，没有形成单独的体系。西方的思想家注重理性在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在他们眼里，世界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系统，从第一个思想家泰勒斯开始，他们就积极探索世界的本源。早期的思想家们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具体的土、气、水、火等物，后来德莫克里特将其发展到原子这一肉眼看不到的元素，把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转移到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层面上，树立了理性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毕达哥拉斯更认为“数即万物”，把整个世界还原到一个绝对抽象的、规律性和逻辑性极强的体系里，完全脱离了感性的直观，充分显示了理性的作用。早期西方的大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往往都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中包罗万象，除了哲学、逻辑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外，还包括了对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对感官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和综合，找出其中的规律，努力让世界呈现出规律性和有序性。理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发挥出来。探讨中国的思想产生之源头，可以认为，中国的思想产生伊始即是与政治、伦理等问题紧密相关联的。中式思维方式方法形成独特的自己体系，到儒家一统思想后，名、墨等诸家等逻辑学派渐微，形成儒家主宰局面，思想界的主流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家们主要关注治国、修身平天下大事，对科技的发展则漠不关心，现实科技活动中中，只有工匠和手工艺者在实践中对技术不断加清和改进，并将改进后的新技术和新发明等通过口授等方式传给后人，但是由于工匠和手工艺者缺少外在方面缺少物质条件，内在方面也无文字传承意识，致使这些成果少有载于典籍，即使有，“中国传统思维也限于直观体验的范畴；有许多重要的、伟大的发明，但很少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理论。当思维形成定势以后，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吸收也往往限于技术应用的层次，难于接受甚至排斥其内含的逻辑思维成果”[5]。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方面，中式思维方式重要表现为体验和顿悟，人们相互间的交流主要赖于彼此间共同感性经验基础，彼此间心灵互通等，而非赖于理性的、逻辑推理和分析判断的解释。中式的思维方式中既无三段论模式的大前提、小前提的，也无因果模式的“因为”、“所以”，他们在相互交流时采取的方式是陈述现象或内心所想，由对方去理解和揣度，中式的思维方式者追求的是刹那间的理解和领会，这样的思维方式需要的是交流者间心灵相通，是知音。中式的思维方式者交流无需要对具体细节的描述、分析和解释，因而，中式的思维方式者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善抓事情的宏观，善于统领全局，缺陷是对于具体细节缺乏把握。西方思想在产生的时候就重视理性思维，用理性来认识世界，他们认为，世界是在按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