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公共治理文献综述.docx

? ? ? ? ? 新媒体与公共治理文献综述 ? ? ? ? ? ? ? ? ? ? ? ? ? ? ? ? ? ? 伴随着欧美国家公共管理领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治理”理论出现。［1］20世纪90年代，新型公共治理概念开始在西方兴起。一般认为，旧治理的核心是政府，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新型公共治理指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2］，强调政府、公众的角色转变，政府成为公共治理的参与者，并非唯一的指挥者，而一向处于被动地位的公众同样作为公共治理主体存在。 传媒是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新兴媒体的出现更是为实现公共治理提供了契机。网络平台的诞生以及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新媒体提升了公民意识，给予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话语平台，在政策制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博客、论坛、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的兴起凸显了公众舆论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公众作为公共治理参与主体的身份得到稳固。本文依托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样本数据库，以“公共治理”“话语权”“问政”“网络民主”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搜集，围绕“新传媒与公共治理”二者间的关系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为打造有效实现公共治理的媒体平台提供参考。 一 新媒体平台与公共治理关系历时梳理 传媒是实现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现代传媒以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为其规范性特征，这种责任承担首先呈现于现代传媒建构的开放的、言论交往的空间，进而导向参与治理的社会行动。［3］网络平台高度开放性、实时对话性、多对多的传播方式等特点，提高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主体之间协商的可能性。 本部分对于新媒体与公共治理的关系研究以新媒体的出现顺序为主线。首先是手机媒体。有学者认为，手机政治实践及其研究表明了手机已经成为一种表达政治压力和进行政治动员的机构，证明了手机技术可能在政治参与和民主中扮演重要角色。［4］胡春阳认为，手机正在改变公共领域的范围、要素及其形成过程，主要表现在政治行动者主体范围的扩大、公民角色的变迁和媒介这一公共领域核心要素的结构变化中。手机对于公共治理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手机是政府日常管理以及人民与政府互动的重要途径，能够动员、组织、协调国内人民的政治参与运动。［5］手机开启了新媒体服务于公共治理的大门，在手机与互联网结合以前，手机短信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技术手段。尽管手机短信能够有效进行社会动员，但是这一媒介形式仍然偏向政府等管理部门，对这一媒介的利用仍然存在较大程度上的自上而下的模式。 进入互联网时代，基于网络建立的应用开始参与公共事务。从博客、论坛到微博、微信，网络平台对于实现公共治理的最大效能在于其逐渐提升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程度。在博客时代，我国学者主要研究了政治博客与公共治理的关系。政治博客是指具有共同政治诉求的群体同写一个博客的群组博客，这种类型的博客通常围绕群体共同感兴趣的政治话题集体开展讨论。陈潭和倪明胜认为，政治博客能够沟通民意，获取决策信息，并且能够协助选举，帮助公民监督政治。从整体上看，政治博客充当了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桥梁和纽带。［6］之后出现的“微博问政”更是将新媒体与公共治理的研究推向高潮。发展至今，微博问政从断点式危机应对走向常规化运作、从被动等待关注走向主动自我推介、从单方信息发布转向关系维护，并且问政微博呈集群化趋向。［7］陈潭和王烂辉认为，微博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政治垄断，具有共同利益或达成共识的公众形成强势的公民力量影响政策过程。［8］詹骞对微博“平安北京”的案例研究表明，微博具有去隔层化对话、议题协商、政务微博之间的“相互观察”三种治理功能。［9］“微博问政”是目前利用新媒体进行公共治理的主要方式。有学者认为，微博为推进信息公开、征求社情民意、开展舆论监督、实现官民互动提供了新的平台，但同时也对政务人员的微博应用素养和公共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10］ 二 公共治理主体话语权获得——新媒体与话语权分配 公共治理的基础是社会治理主体享受平等话语权。传统媒体将话语权更多赋予了政府、媒体等机构及利益集团，公众话语空间被挤占，形成了不平等的话语权结构，不利于公共治理。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对公众话语权的获得具有哪些影响？新媒体时代的话语权分配是否均衡？如何应对话语权获得后的话语失序问题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共治理？这些问题成为本部分综述重点。 （一）话语权及其对公共治理的重要意义 我国学者对话语权概念的研究多来自福柯、费尔克拉夫两位学者的观点。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费尔克拉夫认为，批判的话语分析在于揭示话语如何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构成。［11］我国学者李小军综合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权利”和马克斯·韦伯对“权力”的解释，认为“话语权利”是指公民对社会事务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