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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程序的改善 域外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的程序属性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程序为诉讼事件还是非讼程序，存在争议。诉讼事件和非讼事件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民事事件的传统分类，诉讼事件系以“争执”或“争讼”为对象，而非讼事件系以无争讼的生活关系为对象。民事纠纷的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标志着双方之间的争议初步解决，债权人的权利已经为债务人所认可，对于调解协议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并无争议，就该无争议的法律关系，债权人藉由法院的介入并作出裁判使该协议获得可以强制执行的效果，因此该调解协议司法审查事件在性质上属于非讼事件。在该事件中，法院介入私权关系是为了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给付之诉，从而起到权利保护的作用，而非法院在诉讼事件中所追求的回复或重建已被破坏的法律秩序的目的。从上述域外立法例来看，各国(地区)均通过特定程序赋予符合特定条件的诉讼外调解(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11］相应的程序规则，多依非讼程序法理来设计。首先，程序审查的对象，为当事人私下的和解协议或者民间调解机构的调解。对于官方或准官方调解机构的调解，其效力较强，有的规定由调解机构依法移送法院司法审查，如我国台湾地区，有的规定不需要另行司法审查，如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94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当事人在州司法行政机关设立或批准的调解所订立的和解，与诉讼和解具有同等地位，可以作为执行名义。［12］其次，审查程序的启动，通常由当事人申请启动或者有关机构依职权启动。如日本的诉讼外和解的司法审查由双方共同申请启动，法国可由单方当事人申请启动，我国台湾地区则由调解委员会调解书移送法院核定。第三，司法审查的重点是调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自愿性并不是审查重点，因为当事人可因意思表示瑕疵等原因而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或确认调解协议的无效，自愿性属于救济性司法审查的重点。第四，司法审查的方式为形式审查。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区别，不在于对实体法上法律关系是否为审查，两者都是对于实体上的法律关系为审查，只不过形式审查是用形式上的法定基准，并依客观的形式证据为审查，但不对该实体上法律关系为进一步实质上的审究，实质审查则是对案件的实质的具体内容的探究。前者重在“形式上是否正确”，后者则重在“实质上是否充足”。［13］第五，审查的结果是赋予调解协议的给付内容以执行力。此时，调解协议本身并不是执行名义，只有与赋予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结合，才可一并作为执行名义。①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非讼属性的确立我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宪法定位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即属于民间性的，不同于行政性或司法性的代替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是我国民间调解的主要形式，人民调解对诉讼有高替代性，人民调解的健康发展有助于缓解人民法院案件不断上升的压力。我国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程序的确立经历了一个从诉讼程序到非讼程序的转化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首度确认了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于该协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实现，司法解释赋予了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债权文书公证使调解协议获得执行力的途径，也可以另行以诉讼方式解决双方的纠纷，并在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加重不履行协议一方的举证责任。②此后，司法解释确立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不过最初是按诉讼法理来设计对于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的。③《人民调解法》第33条从法律的层面确立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简称《司法确认规定》)第6条将这一程序调整为依特别程序处理: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后，应当指定一名审判人员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在必要时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场，当面询问当事人。此即意味着，司法确认程序并不必然需要口头审理，也不必须以对审的方式进行，只有在必要时才询问当事人。《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改在特别程序中增加一节“确认调解协议案件”，从而确立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的非讼事件属性。④有学者指出，我国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应改为许可执行裁定程序。⑤从域外立法例观察，许可执行程序的适用对象的法律文书通常是已经具有形式确定力、既判力和形成力，如仲裁裁决，自动承认制下的外国裁判，或者是已为登记的抵押权，而且还区分为许可执行之诉和许可执行裁定两种不同性质的程序。我国的司法确认程序的审查对象为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调解协议，该司法确认程序不仅赋予调解协议内容以执行力，也赋予其确定力，故不宜使用许可执行裁定程序的称谓。不过，此程序的“司法确认决定”是形成裁定，赋予调解协议以执行力、确定力等效力，而非民事诉讼程序法理上通常所称的确认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存在与否的确认裁判，从这个角度讲，司法确认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