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宪法关于教育的表述.docVIP

由根本大法将教育经费最低限度确立下来，代表了那个时代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在民国的宪法草案以及正式通过的宪法文本中， 常有教育经费占每年预算总额比例 的规定。由此不难看出， 教育在当时参与宪法设计、讨论的人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同 时也可看出那个时代对教育寄托的希望。 1936 年 5 月 5 日，经过长达三年的反复讨论、修订，由吴经熊等法学家参与起草 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终于正式公布，故被称为“五五宪草”。 1937 年 5月 18 日又作了 一次修正。 在这个宪法草案中， 第七章就是关于教育的， 从第 131 条到第 138 条，其中对教 育经费的规定在第 137 条：“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 在中央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 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 在此之前， 1931 年 6 月 1 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有一 章是关于国民教育的，第五十二条规定： “中央及地方应宽筹教育上必需之经费， 其依法独 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 1930 年 10月 27 日阎锡山等在太原议决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 有关教育这一章则规定： “国家以法律指定全国固有之大宗税收为基本教育经费； 其不足时， 并得征收教育税补充之。 ”虽未明确教育经费占预算总额的比例， 却明显放在优先地位。更 早在 1920 年代联省自治浪潮中， 许多省份制定的省宪法都有关于教育经费的明确规定， 1921 年 9 月 9 日颁布的《浙江省宪法》第 110 条：“每年省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之 百分之二十。” 12 月 19 日通过的《广东省宪法草案》第 108 条的规定与此完全相同。 1922 年元旦通过的《湖南省宪法》第 76 条：“每年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之百分之 三十。” 《河南省宪法草案》第 124 条则规定： “每年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总 额百分之二十五”。 当年在上海国是会议期间，由章太炎、张君劢分别起草的两份宪法草案 都有“国民之教育与生计”一章，对教育经费的规定完全相同： “各省教育经费由各省调查 财政情形后，以省宪法或省法律明确规定其成数，但最低限度不得少于每省岁出百分之三 十。”十几年后，“五五宪草”关于教育经费“在省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 大致上可以在这里找到渊源。 然而法律是法律，现实却不同。直到 1936 年，教育文化经费实际上只占到全国预 算总额的百分之四点二八， 北大教授胡适禁不住怀疑——难道宪法颁布之后每年就能增加一 万万元的教育经费吗？ 1937 年 7 月 4 日，他在《大公报》发表《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 一文，指出“五五宪草” 第 137 条规定的 “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 ，与其写在那里却做不到， 还不如删去， 他主张干脆把教育这一章完全删去。 因为他认为宪法里不可以有一条不能实行 的条文。三天后，卢沟桥事变发生， “五五宪草”被搁置，他的意见当时也就顾不上认真讨 论了。 不过，从 1947 年元旦正式公布、当年 12 月 25 日付诸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来 看，胡适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被接纳。第 164 条规定： “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 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 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 在市县不得少于 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与十一年前“五五宪草”的规定相比，虽然还是坚持“在中央 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但不仅是教育经费，而且将科学、文化都包括进来。在 省和市县的比例上也有所调整， 同样涵盖了科学、 文化， 当然，教育在这三者中无疑是放在 第一位的。 由根本大法将教育经费最低限度确立下来， 代表了那个时代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遗 憾的是这个宪法在炮火声中还来不及真正实施，就失效了。今天， 重读这些宪法文献， 我们 可以看到的， 岂止是教育在那个时代参与起草、 议决宪法的人心中的地位， 由宪法来保障教 育经费在整个预算总额中占什么样的比例，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教育在一个时代的价值定位。 他们明白， 教育关乎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 关乎一个古老民族的未来， 因此要保证教育经费。 可以说，这是曾经在历史中展开过的理想，或者只是一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