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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道德转变的历史条件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由中世纪封建社会进入了近代社会。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与传统伦理道德不同的新的理论体系。笔者把这一变化称之为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转型”。近代伦理道德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取代传统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以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取代传统伦理道德的德性主义思想,是与传统伦理道德有着本质不同的思想体系。这一历史性转型并非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的自然生长,而是吸收了西方近代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和观念,但是,它又不是西方近代伦理道德的简单移植,而有着传统伦理道德自身变化的内在机制。它既适应着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性变化,又以其理论上的不成熟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不成熟。研究这一历史性转型,揭示这一转型的深层原因,对于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发展变化,实现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创造性超越,无疑会有一些重要的启迪。 一众所周知,中国是在外力的逼迫下匆忙走入近代的。因为本土的近代经济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近代思想和观念的自我生成尚未成熟,所以,近代学者接受西方传入的自由、民主、博爱的新观念作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批判和代替传统伦理道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近代道德是对西方近代道德的简单移植,不等于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存在自我转型的内在机制。实际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的转型,是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在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突变和爆发,西方文化在其中起了催化剂和思想养料的作用。这一内在矛盾的展开明清之际的批判总结思潮,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的前奏。中国传统道德在理学中定型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走向僵化。传统的“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演化为天理对人的绝对规定,道德蜕变为僵死的强制。王守仁提倡“致良知”,企图重新启迪主体的道德自觉,但他把道德的标准由外在的天理改易为主体的良知,又导致了相对主义,并衍生出传统道德的叛逆。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戴震等学者在明朝覆亡的惨痛刺激下,重新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文化,他们既不满于朱学的僵化,又不赞同王学的任意,而力图客观地确定天与人的合理关系,从而对传统道德的天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批判。在这一批判中,下述几方面的内容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具有最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在肯定天道本体的前提下高扬人的主体性。王夫之指出,天作为本体本身并不具有道德的价值,因为有了人,天才有了全新的意义。所以,他把天分为“人之天”和“天之天”:“人之所有者,人之天也。晶然之清,然之虚,沦然之一,穹然之大,人不得而用之也。虽然,果且有异乎哉?昔之为天之天者,今之为人之天也。他日为人之天者,今尚为天之天也。”(《诗广传》卷四)所谓“天之天”乃指本体自然之天,而“人之天”则指属人之自然,或者说是人所创造的自然。人的主体能动性就在于他能够把天道之自然转化为人道之自然。人并非绝对的被规定者,他还能够规定自然和自身。人循理宪天,但不盲从自然。“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也。”(《续春秋左氏传搏议》下)人道属于天道的范畴,而天道则不完全等同于人道。他把人之道概括为“相天造命”,“作对于天而有功”(《诗广传》卷四)即通过对自然天道的认识,掌握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并积极运用这些规律改造自然,为人类自身服务,作自己命运的主宰。 第二,在肯定德性本质的前提下,对人的感性存在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的论证。明清之际的学者基本上坚持传统性善论的立场,承认人的本性为天赋之理。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反对在天理的名义下扼杀人的感性欲望,不同意“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说教,而主张以天理对人欲进行积极的引导。所以,从王夫之到戴震,都把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改造为“理欲合性”,坚持“理在欲中”,离欲即无所谓理,以理制欲并非要消灭人欲,而是使人欲的满足合乎理的要求。王夫之高唱“理与欲皆自然而非由人为”,下愚不能灭理,上智也不能废欲,“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正德、厚生、利用(尽物之利而为人所用)乃三达德,仁也者,厚人之生也。正德是为了厚生,而厚生则必须利用。因此人的完善并不仅仅是德性的完善,而是“成身”“成性”(《张子正蒙注》卷三)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否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否定:“夫欲无色,则无如无目;欲无声,则无如无耳;欲无味,则无如无口。”(《尚书引义》卷六)戴震则把理规定为“情之不爽失”,欲是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和基础,理则是行为应当遵循的原则,有欲斯有为,有为斯有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欲不可穷,非不可有。他甚至认为道德的理想就是“达情遂欲”(《孟子字义疏证》下),使每一个人的欲望都得到彻底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