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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改革 低碳经济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制度经济学层面上，它把高碳的化石能源和清新的大气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福利资本，要求将其纳入到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要求改变低能耗、低碳排放经济主体，节能减排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因而，生态环境必须从经济系统外部性因素、制约因素，移植到经济系统内部，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素和促进因素，进而成为核心要素。使低碳经济建立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生态环境这种公共资源在产权界定、利益分配、责任承担等方面目前存在诸多空白。为此，应该从经济制度上，厘清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低碳经济发展离不开制度的规范和引导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不可忽视的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要素，它决定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由于有着与传统经济观念完全不同的发展理念，低碳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比其它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更加依赖于制度来保障。低碳经济首先强调以环境友好方式利用资源，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逐步实现以最小的代价、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实现污染排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其次，低碳经济还强调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控制废弃物的产生，建立起反复利用自然资源的循环机制，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纳入到自然循环中去，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因此，低碳经济就为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为从根本上消解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开辟了道路。制度安排与市场机制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两个车轮或两驾马车，低碳经济作为经济运行的一种模式，不是旨在改变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而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规范和引导经济运行的路径。 制度创新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指出：“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１］１０５，１６２制度创新会改变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改变制度安排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正如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条件主要是合理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合理的制度结构框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组织或个人进行努力的愿望及不断地进行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等问题，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当然上述因素也同样可能会被错误的制度所抑制。［２］发展经济不仅仅需要考虑资本、物资、劳动、技术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因此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制度的复杂系统。在低碳经济建设中，必须将制度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纳入其中，才能有效地解释低碳经济现象，人们研究任何一种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都必须分析与其相关的制度问题。 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及克服 制度演化中最为明显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就是路径依赖，这也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最常用的一种描述制度演化的方式。路径依赖理论由道格拉斯?诺斯１９９０年提出，其基本含义是今天的制度演化受以往制度的影响。制度演化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它就会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而一旦这种方法流行起来，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体制不断自我强化，它会导致这种方法进入一定的轨迹。所以，初始的制度选择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初始的制度选择有差错，在以后的发展中，将可能使整个制度创新最终远远偏离目标。做出任何一项制度变革，都要十分谨慎地不仅考虑其直接后果，还要研究其长远的路径影响，以免出现积重难返的情形。经济学家刘易斯讲过：“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就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进行下去。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协调一致。”［３］因为，制度演化不可能推倒重来，原有制度的影响是既定而不可改变的。马克思也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４］一个旧的制度被打碎了，但是，为其论证的思想意识要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梦魔”纠缠就是一种路径依赖的表现。 （一）发展模式制约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模仿，属于一种典型的粗放型模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投资固定资产的超速增长来拉动经济发展。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资源、能源消耗量过大，同时导致建设规模过大、投资需求膨胀、煤电油运紧张、经济结构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