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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阅读立法研究 摘要:儿童阅读需要通过立法予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体现了儿童阅读的立法保障，该法的颁行是儿童阅读立法研究新的开始。图书馆行业应该将公共图书馆立法研究从制定、解读和宣传公共图书馆法，转移到围绕落实公共图书馆法而进行的配套政策、法规、标准、指南及其他行业指导文件的研究上来，以保障儿童阅读服务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儿童阅读的服务资源以及儿童阅读的安全等。参考文献17。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法;立法研究;儿童阅读服务;阅读推广 1我国儿童阅读的立法现状 儿童阅读需要立法保障。儿童阅读的立法包括学校的阅读法、公共图书馆法及全民阅读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相继颁布后，儿童阅读领域最令人期待的立法就是国家全民阅读立法。2013年两会期间，邬书林等上百名代表联名提案，建议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全国人大制定“全民阅读法”、国务院制定“全民阅读条例”等建议。随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立即行动，成立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组及起草工作办公室，并很快草拟出《全民阅读条例》(后改名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一条例被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2013年立法工作计划三档项目。2016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并原则通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试图通过立法推进全民阅读，其立意起点很高，但最初的立法思路比较简单。按一位全民阅读立法参与者的说法，在立法工作刚刚开始时，起草者们都低估了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其一，我们认为这是件好事，帮助大家读书，谁会反对呢?其二，有《全民健身条例》珠玉在前，阎晓宏副局长是如此比较二者的:《全民健身条例》是健身，《全民阅读条例》是健脑，二者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双翼，缺一不可”［1］。其实，促进全民阅读固然是件好事，但国家通过立法促进全民阅读就意味着要动用公共资源来促进阅读。社会中需要动用公共资源来促进的“好事”许许多多，但公共资源是有限的、稀缺的，究竟哪些领域更值得动用公共资源，需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依据。立法的依据是法理基础，现代社会中任何法律都需要有坚实的法理基础，缺乏法理基础的立法形同一纸空文，只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并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由于全民阅读立法先行者们对全民阅读的法理基础缺乏认识，简单地认为“是件好事”就可立法，或用健身健脑的比喻作为立法基础，其立法主张很快受到社会各界质疑。余秋雨认为阅读立法难度很大，因为“立法就要规定读什么，什么书是好的，什么书是不好的”，在他看来，阅读是一个自由选择，“不要用强制、统一化的规定，阅读更多是教育和引导的问题，而不是规定”［2］。陈平原则认为，“有关部门发起联署要求阅读立法，我觉得不太现实”“应该鼓励大家阅读，但是我不希望变成通过政府行为强行推行的事情”［2］。面对质疑，全民阅读立法起草者们逐渐修正了早期的促进个体阅读的立法主张，转而秉持更具法理基础的观点，即主张用立法保障国民的阅读权利。2017年国务院发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后，邬书林表示，“《条例》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里程碑。它以法律的形式为确保我国公民享有基本的均等化的阅读权利提供了强大的国家资源保障，并有效统筹各种社会资源保障阅读的经费、阅读的资源设施建设以及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等亟待解决的问题”［3］。尽管如此，全民阅读立法似乎仍然错过了最好时机。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最能体现对于儿童阅读立法保障的就是《公共图书馆法》。这部历经艰难方得问世的公共图书馆法，不但较好地继承了国际图书馆立法的精神，而且其中部分法律条款还体现出理念创新。在阅读、阅读推广和儿童阅读领域，该法对图书馆立法实践具有重要贡献:第一，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第三条明确指出，“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将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作为重要任务”，这是国际上首次将“全民阅读”正式写入图书馆法中，并将全民阅读视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任务”。全民阅读的含义不同于阅读，或者说全民阅读并非所有个体阅读的简单相加。此前，虽已有不少国家将“阅读”写入图书馆法中，如瑞典图书馆法规定“为了促进对阅读和文学、信息、教育以及普及性文化活动的兴趣，应保证每位公民都可以访问公共图书馆”［4］。但这只是用“阅读”一词来描述公众在图书馆的活动。而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中提到的“全民阅读”，则是国家在社会层面对阅读行为的管理与引导，具有特定的意义。第二，我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应以开展活动的形式推广全民阅读，并将“活动”正式写入图书馆法中。该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共图书馆应当通过开展阅读指导、读书交流、演讲诵读、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