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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思想研究管理论文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党中央机关报的改版，一次是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一次是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这两次改版当时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适应新的环境条件而对党报的主要任务、工作传统进行了重大调整。 第一次改版，曾经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利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第二次改版，及时适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本来这次改版就是贯彻毛泽东当年4月提出的“双百”方针，毛泽东口头同意的。但是后来由于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发生持续20年的“左”倾错误，第二次改版在实行半年后便无声无息地夭折了，党报仍然继续沿用1942年改版后的旧传统。因而，僵化不可避免。 我国新闻学界（当时不过就是人大、复旦等少数新闻学教师和少量党报工作人员在研究）研究马列、毛泽东新闻思想的起点时间，是在全国新闻界1954年全面而机械地学习苏联时开始的。1956年部分纠正了片面学习苏联的问题、投入短暂的人民日报改版。随后在党中央发生左倾错误的情况下研究本党的各种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一些观点到“文革”时期被“四人帮”搞得更为极端。1981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1957－1976年，以及1976年后的两年，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犯了左倾错误。可是我们对于这一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至今基本上没有按照党中央的这个决议精神做过反省，对于毛泽东本人这一时期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回避分析对错，只谈可以接受的部分；有时不考虑当时提出的历史背景，要求现在贯彻那时毛泽东提出的某些论点。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对毛泽东在世时领导的党中央机关报的两次改版做历史研究。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形成了新的党报工作传统，党报的主要任务，被规定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指导工作，因此，党报就需要做到下几点： 1，版次和内容的编排，不能以一般的新闻价值作为选择事实的标准，党内和国内（解放后）的政策性报道始终居于头版和其他靠前的版次，国际新闻则安排在报纸最后一版（通常是副刊）之前。 2，基于当时受众群体的特点和党报作为一种可贵的沟通资源的情况，通过报道典型人物、典型单位的事迹和工作经验来指导工作，便成为党报的基本内容，也是各级党的机关实现领导的主要方式之一。 3，党报的基本任务是指导工作，那么采用资产阶级通讯社的电讯稿就存在充当资产阶级义务宣传员的嫌疑，也会误导工作，因而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电讯稿成为一条党报的纪律。解放初期，中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与外界隔绝，信息的选择十分有限，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党报有理由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党报的工作传统，典型报道在这种环境中仍然能够取得很大的传播效果，国际新闻，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莺歌燕舞的消息外，通常被置于最不重要的位置。 新形势下党报仍然担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是现在的党报是在大城市而不是在山沟里出版了，党报早已面向社会发行，不再像革命战争时期实行报纸分配制，受众也不是当年根据地的农民，而是知识水准相当高的第四代、第五代人了。我们掌握了全国的政权，各种党的、行政的、法律的、社会的组织系统十分完善，通过各级组织指导工作和进行监督，是硬性的，远比软性的报纸有效得多。报纸只是许多社会联系中的一种，不再像当年那样，报纸的发行系统是党所拥有的不多的沟通系统之一。这时，党报作为报纸，提供新闻的职能无形中必须上升。关于这一点，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就已经意识到，把扩大报道范围和增加新闻1.5倍作为第一项改革内容。当时报纸的改版社论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生活里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刊登一些。”[1] 建国以后，各级党的机关报除了承担原来党报的任务以外，开始承担社会性综合报纸的职能，这是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认识基础。《人民日报》的改版社论指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2]党中央关于将人民日报改版经验推广到全国的124号文件也指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