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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治理新途径 新世纪开始以来的十余年里，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各国间经济相互依存度日渐加深，经济交往更为密切；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一些发达经济体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形形色色的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频现，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各种迹象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大国强权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虽催生了现代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已不再适应发生剧烈变革后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力量格局。此外，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对世界造成的影响及带来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产生的诸多问题急需全球性解决方案，但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已不能担此重任。在当前形势下，各国应根据国际经济关系发生的变化，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参与、民主决策、互利共赢的精神，改革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各国应考虑制定《国际经济合作宪章》，确立新的国际经济法律原则；建立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统领全球经济治理，整合现有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填补国际经济领域的法律空白；以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为蓝本构建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确保经济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推动国际经济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向更高层次发展。 一、《国际经济合作宪章》及其法律原则 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是二战后形成的，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为核心内容。这一模式虽然促进了战后全球经济的发展，但从其诞生的背景到运作的方式、决策体制以及规则体系来看，它完全由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强势主导，本质上维护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服从少数发达国家的“治理”，这已导致全球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美国著名学者基欧汉曾形容这种模式是一种“多国合作的俱乐部模式”，国际民主明显缺失：“从１９４４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有关治理的关键机制就以‘俱乐部’的方式来运行。最初，少数富国的内阁部长及同一问题领域的部长级官员聚在一起制定规则。贸易部长们主导了ＧＡＴＴ，财政部长们推动了ＩＭＦ的工作，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会聚北约总部，央行行长则聚首国际清算银行。他们先秘密磋商，然后将相关协议提交国家立法机关公布于众。”〔１〕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这种“多国合作的俱乐部模式”的不公正、不合理越发凸显，已面临严重的危机。〔２〕克服这一危机的核心应是扩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除非发展中国家能够积极参与新的国际经济体系治理程序的设计，否则这些组织的重要性与合法性就岌岌可危。”〔３〕发展中国家曾于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对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产生巨大冲击。主要内容包括各国对其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主权，改革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制度和贸易条件等。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文件的法律效力表示怀疑，致使宣言和文件的实施效果不佳。〔４〕现如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历史性变化，为落实“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法律原则提供了机遇。但仅仅解决旧的模式存在的民主缺失问题绝不意味着解决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全部问题。经济全球化程度今非昔比，且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已导致国际经济领域出现与半个世纪前截然不同的新特点：网络密度的增强、制度转化率的提高、跨国参与的加强等。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延续至今，造成世界范围影响和巨大破坏的事实再次表明，经济全球化及一体化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这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尽管国际霸权依然存在、世界也并不太平，但近二十年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国际经济领域摆脱了冷战时期的东、西方相互排斥与对抗局面，具备了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国际经济领域更为广阔、内容更加丰富、性质更为复杂、影响更为深远，尽管法治化任务十分艰巨，但各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化导向却更加坚定了信心。事实表明，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新的纲领性文献予以指导和规范。当前，应考虑制定《国际经济合作宪章》，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创立的法律原则基础上，构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法律原则。它们主要有三项： （一）平等及相互尊重原则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不分大小和经济发展阶段均应一律平等，这是国际法主权平等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要求。这项原则要求改革现有国际经济组织由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决策并制定规则、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的不平等决策机制，解决全球经济治理中发展中国家长期缺乏参与权、决策权问题，建立相互尊重的国际经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