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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建筑形式与建筑思潮 近代中国的建筑形式与建筑思潮十分复杂，既有延续下来的旧建筑体系，又有输入和引进的新建筑体系；既有形形色色的西方风格的样式建筑，又有为新建筑探索“中国固有形式”的“传统复兴”；既有西方近代折衷主义建筑的广泛分布，也有西方“新建筑运动”和“现代主义建筑”的初步展露；既有世界建筑潮流制约下的外籍建筑师的思潮影响，也有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中的中国建筑师的设计探索。 这100年间中国国土上呈现的建筑风貌，可以说既有“万国建筑博览”的共时性聚合，也有“近现代搭接”的历史性浓缩。 近代中国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潮所关联的时空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下面，围绕洋式建筑、传统复兴和现代建筑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第一节 洋式建筑：折衷主义基调 洋式建筑在近代中国建筑中占据很大的比重。它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有两个途径：一是被动的输入，二是主动的引进。 被动输入是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展开的。展现在——外国使领馆、工部局、洋行、银行、饭店等。 主动引进的样式建筑，指的是中国业主兴建的或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洋房”，早期主要出现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和军阀政权所建造的建筑上，如北京的陆军部、海军部等。 北京的陆军部 北京的陆军部 从风格上看，近代中国的洋式建筑，早期流行的是一种被称为“殖民地式（Colonial Style）”的“外廊样式（Veranda Style）” 据藤森照信研究，外廊样式建筑进入中国，最初是在广州十三行街登陆的，后来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商贸都市曾广泛采用。1860～1880年是其活动盛期，1880～1900年是其活动的晚期。他称外廊样式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 紧随外廊样式之后，各种欧洲古典式建筑也在上海等地陆续涌现。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当时西方盛行的折衷主义建筑的一个表现。 西方折衷主义在中国流行了很长时间，成为近代中国洋式建筑的风格基调。如上海后期汇丰银行（1923年）、上海后期海关大厦（1927年）。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展，恰好与中国各地区城市的近代化建设进程大体同步，许多城市的发展盛期正好是折衷主义在该城市的流行盛期，因此，西方折衷主义成了近代中国许多城市中心区和商业干道的奠基性的、最突出的风格面貌，对中国近现代城市面貌具有深远的影响。 西方折衷主义建筑自身充满着矛盾： 1、它通过灵活模仿和自由组合历史上的各种风格，取得丰富多样的建筑形式。但是这种探索仍局限于因袭旧形式的框架。 2、虽然在特定风格的纯正模仿和不同风格艺术要素的和谐融合，在建筑的总体构图、轴线组织等方面都取得很高的设计质量，但却存在着严重忽视建筑功能、技术、经济的倾向。这个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和现代生活的快步演进而显得日益尖锐。 从建筑演进的历史坐标上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世界历史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时期，世界建筑历史也呈现大变动的特点，折衷主义建筑的历史风格大汇演，代表的是即将过去的那个时代的建筑形式的回光返照，从新建筑运动的出现到包豪斯的建立，已经孕育和萌发了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建筑。 因此，20世纪一二十年代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在中国的兴旺活动，从中国建筑历史坐标上看，是中国近代建筑活动中新体系建筑的盛期发展，是一种新事物；而在世界建筑历史坐标上看，则已经是面临淘汰的旧体系建筑的余晖，是一种旧事物。这里存在着重大的错位。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在近代中国的滞后发展，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中国接受现代主义建筑的时间表。 第二节 传统复兴：三种设计模式 在中外建筑文化碰撞的形势下，中国近代出现了各种形态的中西交汇建筑形式。总的来说可以概括未两大类：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旧体系建筑的“洋化”，另一类是外来的新体系建筑的“本土化”。 以1925年南京中山陵设计竞赛为标志，中国建筑师开始了传统复兴的建筑设计活动。 继中山陵之后，广州中山纪念堂、上海市政府大厦、上海江湾体育场等等，相继建成了或浓或淡的传统复兴风格的建筑。 广州中山纪念堂 上海江湾体育场牌匾 这股传统复兴建筑，在“中国式”的处理上差别很大。当时针对这些建筑的不同形式，大体上把它概括为三种设计模式： 第一种是被视为仿古做法的“宫殿式”； 第二种是被视为折衷做法的“混合式”； 第三种式别是为新潮做法的“以装饰为特征的现代式”。 第三节 现代建筑：多渠道起步 一、外国建筑师导入的“新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