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更接近于人类本性的选择-读《超级合作者》有感.docxVIP

? ? ? ? ? 合作 更接近于人类本性的选择 读《超级合作者》有感 ? ? ? ? ? ? ? ? ? ? ? ? ? ? ? ? ? ? 在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中，竞争和合作是人类行为的两种基本选择，二者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结构性系统中呈现不同的关系和力量对比。社会科学领域将二者的研究置于特定的背景下：经济学关注在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所决定的人类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行为；管理学则以结构化的系统为研究框架，将管理行为的本质——协调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视为人类对于合作与竞争选择时的基本逻辑；政治学和社会学更多地关注社会制度和社会系统所赋予人类在合作与竞争选择中的实践理性。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生物科学领域，对人类竞争与合作行为的探讨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的，这也是除神学范式、人性论范式之外对人类合作行为的另一研究范式。[1] 马丁·诺瓦克和罗杰·海菲尔德所著的《超级合作者》（Super Cooperators ）是一部跨学科著作，它以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了社会学的普遍结论。诺瓦克是维也纳大学的数学博士，却多次获得生物科学、生物医学类奖学金，他主持“理论生物学项目”，并担任哈佛大学进化动力学中心主任。不同于社会科学从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中探究人类合作可能性的研究逻辑，诺瓦克试图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证“合作行为是人类的自然选择”这一核心命题。而这一命题又和“合作的起源”高度相关——在以“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竞争性意识为主导的进化历程中，合作意识与合作行为是如何在人群中产生的。《超级合作者》是以诺瓦克提出的“合作演化的五项原理”（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为基础，进而加入语言、群体规模、奖惩等权变因素对于生物进化的影响，为读者描述了自然选择如何将竞争转化为合作，并论证了合作引领人类走出全球性社会问题困境的可能性。 诺瓦克所提出的“合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能”等观点对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的我国有着深刻的意义。在对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进行建构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应超越协作、竞争而指向合作，致力于建构一个合作的社会。[2]这种合作既包括微观层面由个人间的社会互动形成的合作，也包括宏观层面社会管理系统各要素的合作。20世纪末在行政管理领域出现的合作治理理论试图建立传统等级制运行状态中的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关系，以及与此对应的合作化社会互动。这种合作机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可以通过政策、法规等形式予以确认，但是我们更应该思索的是这种合作机制建立的必然性与其可持续性，笔者认为，诺瓦克从生物进化的动力因素方面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引论：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模型揭示了在特定情境下独立个体面临的合作与背叛的选择困境，它呈现了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源于理性人对收益或回报的衡量，个体行为的经济性特征可以表现为内部经济性和外部经济性，内、外部经济性同时满足是个体行为的最优选择，这也符合斯密的观点：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能促进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理性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决策最直接的标准是能否促使内部经济最优，在特定情境下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均能一定程度实现，而对于外部社会个体而言，这种经济性源于他人行为的外部性。于是每个个体都在衡量自身行为的内部经济性、自身行为的外部经济性以及相关利益个体所影响的他人行为的外部性，最终的结果是每个利益个体都理性选取自己认为的最佳的优势策略，这种策略集合在“囚徒困境”中表现为局中人均选择了背叛，结果却并非集体的优势策略。 “囚徒困境”中的最优策略是局中人保持合作达成的，即如果局中人之间相互信任并采取合作，就能比背叛——单纯从自身行为经济性考虑获得更好的结果。诺瓦克的思考也正是由此而来：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本身是排斥最优策略——合作的，而且这种竞争性极强的自然选择反而削弱了生物个体间的合作能力，降低了由合作者组成的族群的生存能力，进而导致合作者的灭绝，而最佳的优势策略则不会出现。但是诺瓦克认为，从生物进化的现实来看，自然选择又是有利于合作的，他坚信在竞争和冲突为主旋律的自然选择中，有些竞争是可以通向合作的，只不过这种合作行为是通过特定的合作机制发生的。[3]诺瓦克所提出的“合作”，不仅指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工作，也包括之前的竞争对手放弃背叛而决定开始互相帮助。[4] 五种合作机制 诺瓦克团队利用计算机模型和数学实验来推演和模拟合作机制，他们认为无论是简单的分子级合作还是复杂的人类群体间合作，都存在以下五种作用机制：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博弈、群体选择和亲缘选择。 直接互惠，就是简单的平等交换原则[5]，通过重复博弈使再次相遇的个体回忆起之前交往的收益，并使之确信：再次采取合作行为的成本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