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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结构调整探讨论文 一、政府失灵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拥有更多的权力，因而政府失灵更为普遍。保罗·萨缪尔森指出：“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运行的效率或（导致）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1] 公共选择学派理论认为，政府活动的结果未必能矫正市场失灵，政府活动本身也许就有问题，甚至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造成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决策的无效率，由于政府及其官员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同样是“经济人”，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政府的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是有差异的。二是政府机构运转的无效率，由于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政府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对官员有效监督的缺乏。低效率是政府机构内生的，提高政府效率存在着内存的障碍。政策决策方式的民主程序本身也制约了政府机构效率的提高。三是政府干预的无效率。为了确保正常而顺畅的社会经济秩序，政府必须制定和实施一些法律法规。 二、农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失灵分析 （一）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与升级换代滞后 传统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当前农业结构调整的缓慢及政府失灵的症结所在。 1.二元经济结构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农民的普遍贫困和城市化水平的严重滞后，使得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二元结构还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的等级也在不断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6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494元，可见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94[2]，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实物性福利，目前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在4左右。在目前城镇市场已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中高档消费品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使农村的相当一部分潜在需求无法转为现实需求。 2.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不仅农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因此而遇到阻力，而且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资产重组以及物流业的发展都会因城乡分割、工农分割现象的继续存在而受到制约。目前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严重滞后的，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再加上城市服务功能的相对不足，导致了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良性循环格局未能真正形成。 3.二元经济体制下不平等的工农产品交换政策使农业剩余被剥夺，削弱了农村农业结构调整的能力。建国后，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国家建立起了一种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家拥有最高、最大的权力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实施的手段之一则是对价格政策的有效运用，即在价格政策上采取了工业产品特别是轻工业产品的价格高于其价值的背离，而农产品价格则是采取低于其价值的背离，工农产品价格各自从反向背离其价值的结果，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利用这种剪刀差而在交换的过程中无形地把农民的部分劳动成果平调到国库，从而为加速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进程而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据统计，从1979—1994年间，政府通过剪刀差隐蔽地从农民手中累计获取了约15000亿元，每年“剪刀差”的绝对值都在1000亿元以上，是改革以前的5.3倍[3]。农业剩余大量流失，导致农业资本积累匮乏，严重削弱了农民调整农业结构的能力。 （二）现行农业政策提高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成本 1.农业政策“越位”和“缺位”并存。越位，就是走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策应发挥作用的范围。缺位，是指需政策调控的领域，却没有政策手段可利用，出现政策“真空”。如：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农民，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极大的生产自主权，而一些地方政府在调整农业结构工作中，无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直接干预农业经营性、竞争性领域。出台文件强化种什么、种多少、种在何处，有的还规定了产量指标。若市场行情变化，农产品积压，政府却无动于衷，农民遭受了损失，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对于农业结构调整中农民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如提供市场信息、建设农产品市场体系、提供市场公平交易规则等，仍然没有做好。这种“越位”和“缺位”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妨碍了农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 2.农业政策执行难。受政府财力不济，涉农部门政企不分，政策“一刀切”等因素的影响，就是好的农业政策，不是实施不了就是实施不好，甚至沦落为流于形式的下场，产生“政策好、落实难”的怪现象。支持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政策，因既无贷款、又无资金而落实较差；稳定农业技术推广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