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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化视野下新边塞诗 20世纪80年代，在曾经孕育了灿烂丝路文明的中国西部大地上崛起过一个新诗群———新边塞诗，它像彗星一般划过了中国诗坛的天空。如果我们的当代文学史遗漏了新边塞诗，那么其呈现出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图景必定是不完整的。然而，要准确叙述新边塞诗，科学评估其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必须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反思的起点则是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及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 论及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全民族性的浪漫激情。对新生政权的崇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政治宣传的信从，甚至稍后的个人崇拜风气，引发了文学界的浪漫激情。此外，在战火中燃烧了一个世纪的、“一穷二白”的九州大地所面临的“重建”重任，使拓垦边疆成为迫切的使命。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操不同方言的干部、工人、知识青年满怀革命的激情和创造新生活的渴望，伴随着“我们新疆好地方”、“边疆处处赛江南”的优美旋律，从四面八方奔赴遥远的新疆———一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地方;与此同时，大量“红色”作家带着他们火热的激情纷纷入疆，体验生活，追寻艺术的圣境，他们所倡导、擅长的“追求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富于亮度”①的创作模式与新疆独特的民族风情、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相结合，产生了一批独具风貌的文学作品，它们不仅铺染了西部文学的底色，而且为新疆本土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范本。一些学者注意到新边塞诗与“十七年文学”中闻捷等人诗歌创作的关联性。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等诗人的旅疆诗作无疑为新边塞诗的发轫提供了原始积累。“闻捷的诗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一代诗风，是新边塞诗的第一座里程碑，诗人无可争议地成为新边塞诗的奠基者和开拓者。”②另一个对新边塞诗的形成功不可没的人物是郭小川。“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来新疆时就提出过创作新边塞诗的主张。” 总体而言，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张志民、李瑛、田间、严辰、柯岩等老一辈旅疆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艺术奠基和方向性引导，洋雨、伊萍、雷霆、孙涛、东虹、郭维东等新疆本土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实际的探索和开拓。但由于旅疆诗人的光环效应及时代氛围等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本土诗人多在旅疆诗人的既成道路上前行，并未出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实力型诗人，其创作一直被统一在全国宏大的和声之中，笼罩在旅疆诗人的光环之下，新边塞诗的喷发期尚未到来。20世纪50至60年代，周涛、杨牧、章德益等陆续迁居新疆，70年代中期之后渐见其作品。然而走上诗坛伊始，三人仍拘泥于前人的创作路线与模式，“杨牧是以政治抒情诗出名的”;周涛早期则沿袭“郭小川式”的诗歌创作模式，“数年之间，随波逐流，不知诗为何物”;章德益的诗亦“幼稚和粗糙，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④。不过三人不愿做“前人脚下香客”，而有志于做“伟大前辈当之无愧的伟大后人”⑤。周涛于1982年发表了《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文章虽短，却经过深思熟虑、周详规划，为日后新边塞诗的崛起与发展描绘了一幅简明的蓝图，故而人们多将此文作为新边塞诗及新边塞诗派成立的标志。随杨牧的《野玫瑰》、《复活的海》、《边魂》，周涛的《神山》、《鹰笛》、《野马群》，章德益的《大漠和我》、《黑色戈壁石》、《西部太阳》等诗集接踵问世，极大拓展了人们对诗歌的想象，斩断了捆缚新边塞诗发展的时代锁链，开辟了连通新边塞诗历史血脉的崭新通道，使新边塞诗走上了历史感与时代感兼具的全新道路。对新边塞诗的崛起另有一种解释，认为乃是源自“追赶内地的疲劳”和“标举个性的迫切”。“边疆写作”其实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不被主流认可或向主流讨巧都极有可能丧失发展空间⑥，抵御这种“边缘化的危险”，“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⑦就显得至关重要。新边塞诗正是要开辟出一条适合于边疆又不会被中心话语牵引的写作方式。新边塞诗的迅速起飞，不可忽视其背后文学批评的助推⑧。文学批评分为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和滞后性的文学批评两种，前者侧重于对“潜力股”的发现与开垦，而后者则侧重于对一部作品的价值判断。1980年代的批评界一如当时的创作界一样活跃，敏感的批评家们及时捕捉到新边塞诗崛起的信息，并及时对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是置身话语中心的诗评家，如杨匡满、唐祈、罗振亚、谢冕等，先后发表《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丝绸路上新乐音》、《新边塞诗的时空概念》、《崭新的地平线》等文章，不但从社会和文学的双重视角对新边塞诗的价值给予肯定，并且对新边塞诗派的历史渊源作了初步梳理，对其整体风格作出了奠基性评估。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但其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真正倾力研究新边塞诗的则是新疆本土批评家，如周政保、余开伟、浩明、韩子勇等，以及孙克恒、燎原等其他西部省区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