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docVIP

博弈论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 一、道德情境与博弈论 公务员职业道德与责任和义务紧密相连，公务员在履行职责时常常会遇到行政责任冲突，诸如法律要求这么做而上级却希望那么做的权力冲突、既是公民的雇员又是公民中一员的角色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在面临冲突时，个人会进入两难的道德情境，道德选择对道德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博弈论是研究理性决策人在冲突局势中抉择行为的理论，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博弈各方的行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也是说博弈的结果取决于所有当事人的行动。用剔除道德因素的博弈论来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会发现道德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道德本身包含着对与社会利益的维护、增长需要相吻合的个人利益及其追求的肯定，有其功利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如果每个人的行为都能按道德的规定实现个人功利，本身就维护了道德的神圣性和高尚性，同时也实现了道德的超功利性。 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需要道德立法 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其具体过程为两个共同偷窃的犯罪嫌疑人被带进警察局，进行隔离审讯，并被分别告知：如果一方供认偷窃，而对方抵赖，供认方将无罪释放，另一方判刑8年；如果双方共同供认，各判刑3年；而如果双方均抵赖，则无罪释放。囚徒困境博弈收益矩阵如下：在面临选择时，每个囚徒必然会考虑，对方如果供认，自己有两种选择：抵赖判刑8年，供认判刑3年，供认好；即使对方抵赖，最好选择还是供认。而从表中看出，如果两个囚徒合作一起抵赖，结局是最有利的。囚徒困境的结论是，如果一切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利益，不去考虑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有限次重复博弈的唯一指向就是“背叛”，个人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在博弈论中解决集体非理性的有效方法是道德的介入，引入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囚徒困境”距离行政行为并不遥远，例如在政绩考核时，对方虚报数据，我也得虚报，对方不虚报，我也可能虚报；为升职加薪，对方送礼，我也要送；对方不送礼，我送也是有利的。一些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现象，无不是面对各种利益冲突时在道德空洞中“囚徒”式的选择结果，人人都试图从有限的资源多获得一点，不“背叛”意味着淘汰，任其自利行为发展最终损害社会整体效益。公务员掌握权力和资源，具有利用手中资源带来利益的动机和条件，职业道德建设要在重视思想意识主观“软”建设基础上，更要正视“囚徒困境”式的利益冲突，通过建立完备的法制体系“硬”约束依法立德。这方面，欧美、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道德立法的成功实践对我们有很多借鉴意义。法律的规范和强制作用，规定了公务员的行为底线及违反的惩罚机制，强制性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实现对彼此的选择进行预期，改变博弈空间，实现风险防范。 三、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要强化社会监督 博弈论的另一模型“柠檬市场”，即次品市场。因为信息不对称，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买方只能通过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来判断平均质量。例如劳动力市场，雇主很难了解求职者的真正价值，只愿付平均或更低的工资，能力强的员工就要吃亏，能力差的便得益；于是能力强的逐步退出市场，平均质量又因此下降，于是平均价格也会下降，最后就只剩下能力差的，导致市场崩溃，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在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行政执法等公共行政领域，因政策性强、权力垄断、“暗箱操作”等因素存在，政府与公众之间也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就会出现次品以及影响政府公信力的“次品”官员，当过多“次品”官员充斥“官场”时，就会出现“塔西佗陷阱”，即无论公权力说假话还是说真话，都会被认为在说假话，公权力遭遇信任危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逆向选择的根源，信息公开则会改变双方的资源配置情况，进而改变博弈的结果。因此，在行政决策及权力运行过程中要引入开放因素，使公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而减少公务员的寻租空间，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同时有必要在公务员的任职、升降及奖惩等指标体系中引入公众监督机制，把公众监督的结果落到实处，形成用人机制的道德赏罚导向，内引与外压结合，形成趋善避恶的强大动力，良好的机制会逐步将“次品”筛选出去，恢复效率和活力。 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要弘扬道德自律 公共行政的最低要求是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道德立法难以覆盖所有行政行为，公众监督又常常有滞后性，因此，道德自律是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必然要求。自律的最高层次是慎独，即有道德的人在独处时，也不会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慎独”的前提是坚定的内心信念和良知，是以自己的道德意识为约束力。道德自律在“囚徒困境”中是吃亏的，因为有限次博弈会出现大量欺诈行为，然而人生是长期打交道的重复博弈，重复博弈也是走出“囚徒困境”的有效方法，即当交易扩展到更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