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经济学及农业经济专业毕业论文资料.docxVIP

在乡村治理中增进农民幸福感 从“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到“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振兴的构件，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熟人社会、人情交往与农民幸福感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刻画出村社治理结构的重要特征。正是基于差序格局，才生成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关系型乡村治理体系。传统村落所特有的社会资本对于维护村庄秩序，是值得重视的制度遗产。在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和由此生成的信任机制中，能够产生情感支持（如尊重和关爱）、工具性支持（如互助和分担）、信息支持（如共享和交流）、评价性支持（如肯定和鼓励）。由此所形成的非正式功能性作用，有助于提高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其安全感和自信心，强化对未来生活的积极预期并增进幸福感。 但由于人具有强烈的行为决策的自我中心性，达成长期合作往往面临着机会主义行为动机的挑战。信任机制的建立要求交易空间的封闭性，且关系的维护面临高昂的交易费用。在反复的博弈中，人们逐步掌握了用传统观念组织社会、用强制控制社会、用市场调节社会等多种促进合作的方式。但传统、强制与市场三类机制有着不同的运行特征，在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秩序中，并不能一致性地增进人们的幸福感。首先，传统观念能够维护社会稳定，既为集体行动提供合理性辩护，又为个人行为提供规范性约束。但是，村庄的开放与人口的流动，不仅会改变人们的认知体系，也会改变人们的行为规范及其福利函数。其次，作为共同体行动，村落人情互动难以脱离现实权威，宗族组织多为乡村社会的“治理单位”。由此，村庄中占优势地位的宗族可能获得资源支配权，从而侵占公共或他人资源。而处于优势宗族之外的村集体成员则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造成幸福感损失。再次，对外部市场机会的利用与人力资本高度相关，而人力资本属于个人，具有高度的异质性。这使得人力资本相对欠缺的群体在市场机会竞争中表现出弱势，产生机会不公平的判断与相对“剥夺感”，从而损伤其幸福感。因此，必须重构乡村治理机制，扬长避短地增进农民的幸福感。 · 产权明晰、治理转型与农民幸福感 农地作为村庄集体成员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产权结构直接决定着村庄治理的有序性。农地确权颁证之前，一是存在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性，使得地权归属模糊；二是存在法律的不完全性，因为法律难以囊括所有土地权益类型和情境。从而使得村庄交易的“关系型”治理格局占主导地位。例如，在农地流转方面，由于熟人流转具有隐性契约关系，不仅难以保证土地价值的市场出清，而且存在严重的契约不稳定与毁约风险。同样，在土地调整方面，由于人地关系的变化往往会诱发产权博弈，家族势力和亲缘网络关系则成为保护地权的重要力量，人情往来及其关系资本则是维护地权保障既得利益的重要补充手段。显然，无论是非正式合约的稳定还是社会网络关系的维护，均易于内生高昂的交易成本而损伤农民幸福感。 我国农村普遍推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从2009年起试点实施，到2018年基本完成。农地确权的本质是产权界定，由此而明确划清农户之间的地权边界，强化农户农地产权的法律保护。农地确权必然诱导产权实施尤其是产权交易的重要转换。具体来说： 一是弱化社会网络关系。农地确权赋予农户具有排他性的地权，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户地权安全性与稳定性，传统的以村社集体或村落网络关系保护地权的努力将得以弱化。同时，确权所赋予农户的长期稳定的地权关系将强化农地的社会保障与失业保障功能，降低农民个人和家庭的社会风险，并进一步弱化农户基于风险防范的人情往来和社会网络关系维护。 二是改变地权博弈关系。农地确权的基本赋权单位为农户。农户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决定了该农户之外无论亲疏远近的其他主体均被排除在外，并且农户的地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农户之间交易行为的隐性契约关系和村社集体的传统社会价值将失去存在基础，从而诱发农村治理“差序格局”和基于亲缘地缘维系的传统治理体系的撕裂与瓦解。 三是强化农户的经济理性。农地确权旨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土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激活农村要素市场，实现农民增收。这意味着，农地确权的政策努力势必强化农民的经济人属性并诱导产权交易的市场化，市场文化和经济思维将逐渐取代传统的非正式社会安排。营利性行为倾向将取代义利性行为取向而在在交易活动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农户的目标函数也将从风险最小化转变为收益最大化。 通过农地确权颁证制度，不仅能够有效激励其长期投资与生产性努力，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能够有效诱导农村要素市场的生成与发育。进一步地，由人地关系松动所引发的要素流动，使得农民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和更大的经济增收空间。可以判断，在地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