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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史馆研究论文 自古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著述，以冀达到“惩恶劝善，贻鉴将来”的目的。历代王朝都设置史官修史，至唐初更发展到建立正式的史馆修史制度。本文拟就唐初设馆修史的必然性、必要性、史馆特点、史馆修史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论述。 一史官、史馆沿革及正式确立 中国是世界上重视历史最早的国家。“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也。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P304）“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2］（P1325）周朝有太、小、内、外、左、右史等史官且司职已有分工。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有史官已成史界共识。秦有太史令（如胡母敬），“汉兴之时，武帝置太史公”［1］（P305），司马谈、迁父子曾司其职。政府设立修史机构则始于东汉，东汉的兰台、东观既是国家文献档案馆，又是“当时著述之所也”［1］（P310）。经东汉明、安、桓、灵四帝，四次集合大量人力、物力编修国史《东观汉记》，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成立机构修史的先例，对后世史馆建置有深远的影响。但这只是史馆的滥觞，非专职机构，参与修史的人员多是临时召集，由它官兼任而非专职。魏晋始设著作郎、佐著作郎。北魏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于“秘书置著作局”，后“别置修史局”［1］（P315），并由大臣监修国史（如谷纂）。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阁（又称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