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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与防范 摘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是世界性难题。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平稳趋势，但规模持续增加，风险不断积累。不良贷款是由经济波动、行政干预、不合理信贷规模和结构三方面的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带来的后果是，提升了银行信贷风险、影响银行流动性、降低了银行经营效率和社会整体效率。基于此，应提升金融服务企业水平，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银行业市场化程度；控制信贷规模、改善信贷结构，提升银行经营效率。 关键词：不良贷款；经济波动；行政干预；信贷规模和结构 截至2018年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89%。其中关注类贷款余额3.4万亿元，关注类贷款率3.16%。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商业银行累计核销不良贷款9880亿元，较2017年增加2590亿元，增速超过35%。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银行业贷款核销数额为1.02万亿元，比2017年多2565亿元，增速达到33%。随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的不断增加，其对银行业带来的影响也愈发明显，仅通过核销无法真正解决其带来的广泛影响。 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表现特征 一是增速有所下降，规模不断增加。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转型、企业经营状况加速恶化，金融不良资产规模上升，对银行资产质量造成了巨大压力。2002年到2009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2010年以后不良贷款率较稳定，保持在1.7%左右；但不良贷款规模持续增加，从2010年4279亿元快速增加至2018年的20245亿元（见图1）。二是关注类贷款“迁徙”为不良贷款明显。从银行贷款分类看，2014年以来，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关注类贷款增长较为明显（见图2）。由于贷款五级分类主要依据贷款逾期天数、偿还能力等来划分，分类标准主观成分较大，尤其是关注类贷款与不良贷款的界限模糊，关注类贷款很容易转为不良贷款。三是不良贷款行业集中度高。从行业分布看，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等行业（见图3）。从2017年数据看，这三个行业不良贷款规模占比超过70%。 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机制 本文认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是由经济波动、行政干预、不合理信贷规模和结构三方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是经济波动为不良贷款形成的外生机制。宏观经济恶化与银行不良贷款呈显著正向关系（Louzisetal.，2012；DeBockDemyanets，2012）。不良贷款凸显了信用风险与商业失败的亲周期性（Williamson，1985）。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企业经营情况好转，盈利能力增强，还款能力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减少，进而扩大信贷规模，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企业经营状况变差，盈利能力下降，还款能力下降，甚至企业出现经营不下去而无法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商业银行此时不良贷款增加，进而收缩信贷规模，进一步抑制经济好转。Bernanke（1983）指出这一作用的机制是通过贷款成本来实现的，进一步地，Bernanke和Gertler（1989）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使得宏观经济要素与不良贷款的关联成为金融稳定理论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我国数据看，银行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呈明显的反向关系，即银行不良贷款具有明显的反经济周期特征。当经济处于增长阶段，银行不良贷款率呈下降趋势；反之，不良贷款率呈上升趋势（见图4）。二是行政干预为不良贷款形成的内生机制。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多是由于政府干预、政策要求、国家安排或是地方干预等造成的（周小川，2005；王一江、田国强，2004）。影响机制在于，一是政府通过直接行政干预，影响国有银行贷款政策，对国有企业进行财政扶持，致使金融资源向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国有企业倾斜，带来银行信用风险增加、不良贷款率上升；二是政府的经济干预导致生产要素市场存在广泛的内生性扭曲和政策性扭曲，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降低企业还款能力，带来不良贷款增加。行政干预还表现为金融抑制和预算软约束。对于金融抑制，我国商业存贷利率仍未实现市场化定价，企业融资成本较高，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受到明显的金融排斥，高融资成本对应项目的高风险，项目失败风险大，贷款逾期而形成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大。按照Kornai.J.等（2002）的观点，不良贷款被视为存在预算软约束的证明。在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均面临预算软约束，使得国有企业即使经营效率不高，也会获得银行贷款；而国有银行也会接受政府干预而将信贷配置给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三是不合理信贷规模与结构为不良贷款形成的直接原因。信贷规模的扩张是不良贷款余额增加的直接原因，但这种正向相关性存在滞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