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贷款定价分析论文.docVIP

商业银行贷款定价分析论文 一、国外学者研究成果评述 有不少学者很早就开始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多值得后人借鉴的成果。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霍奇曼(Hodgeman，1960，1961)从银行与客户存款关系的角度来开展研究的。他认为，银行存款关系的价值将随着银行间的竞争而产生，竞争压力使得银行必须紧紧依靠资金供给者——存款人才能获得贷款收益。由于存款利率一般被严格限定，银行可以通过提供低成本贷款对忠实的存款人进行补偿，因此，银行与客户间良好的存款关系将使客户能够享受到比非存款人更优惠的贷款条件。 凯恩和麦基尔（KaneandMalkiel，1965）认为，较强的存款关系能够减少银行信贷资金的变动性，并提高银行贷款组合的单位风险回报率。更重要的是，银行通过观察存款人收支活动的私人信息，可以较其竞争对手获得某种“信息优势”，这可使银行能够为其有极稳定储蓄存款来源的最佳存款人提供低成本的银行贷款。这种策略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阻止其他银行的贷款竞争，因为竞争银行处于“信息逆势”，无法对相同的存款人提供同样的贷款利率。 七十年代以后，大量文献把有关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引入金融中介论，认为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借款人与存款人之间能够降低交易双方的不对称信息，从而使其与其它金融机构相比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尽管企业必须承担附加成本，但它们仍然愿意从银行借款。 商业银行贷款能够提升银企之间的合同灵活性，减少代理成本，便于加强控制、建立声誉和保持信任。布特和萨克尔（BootandThakor，1994)指出，通过获取私人信息，银行可以开发广泛的关系，提高事前贷款合同的灵活性。他们建立了一个研究框架，公司可以选择与一家银行签订无限期借款合约，而不是向资本市场融资。在均衡状态下，银行提供的合同最初要求公司承担一个较高的贷款抵押率，并支付高成本的利息，但是合同同时也规定，一旦银行私下观察到公司项目成功实施之后，其对项目的利息费用及抵押要求便会大大降低。 在信贷市场中，借款人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信贷质量，而放款人并不清楚，加布里埃尔（Gabriel，2006）以西班牙1984年至2002年的银行贷款为样本，通过研究发现，在银行贷款中使用抵押品可以作为信号装置，显示借款人的信贷质量高低，这样可以有效地解决逆向选择的问题，并且，通过借款人与放款人之间反复的借贷活动，有助于在两者之间建立信誉，从而减少道德风险。同时，他还发现，银行贷款中抵押品的使用还会受到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借款人的类型以及商业周期的影响。 此外，有关研究发现，在新兴市场，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约翰逊和米顿（Johnsonandmitton，2003）、弗雷德（Fraser，2006）、卡瓦基亚（Kwahja，2005）、查路米尼德（Charumilind，2006）、克拉伊森斯（Claessens，2007）分别对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和巴西的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易于获得银行贷款。这些研究尽管分析了政治关系的贷款效应，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政治关系的贷款效应是否有显著差异。二、国内学者研究成果评述 国内关于贷款定价的研究较多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总的来看，基本上是以引进、介绍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贷款定价理论与实践成果为主流，其中也有自己的创新思想，但基本上没有超越源自西方的框架。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商业贷款市场的拱形越来越，东西方融合的速度越来越快，引进和借鉴的方向并没有错，我们的学者要做的是如何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研究的更深入、更具操作性。 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从政治关系入手，采用我国1993年-2005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以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否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而且，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府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系的这种贷款效应越显著。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金融发展落后、法治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条件下，政治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促进企业的发展。 李晓艳（2006）通过对权威机构公布的我国贷款定价现状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特征，并深入分析此特征的成因;通过分析国际、国内常用的贷款定价模式的优缺点，在充分考虑非利息费用的成本及借款个体信用风险差异，运用数学方法，确立了我国本外币贷款定价的因素分析模型。